湘江战役为遵义会议解决军事问题酝酿了条件

湘江战役是红军长征途中最为惨烈、损失最大的一次战役。是中央红军长征以来，检验“左”倾路线最为直接的一次军事行动，不与中国革命实践相结合的作战指挥注定是失败的。湘江一战，给中国共产党、中国工农红军造成了巨大损失，使毛泽东等中国革命家、军事家更加清醒地认识到中国共产党领导的中国革命，亟须解决军事问题和组织问题。湘江战役后，历经一月有余的斗争，为遵义政治局会议的酝酿召开而解决军事问题创造了条件。

红军大部渡过湘江：

使中国革命家认识到红军应当“转向”

1934年4月广昌失守之后，中央红军在根据地内粉碎国民党军队的第五次“围剿”已极少可能。5月，中央书记处作出决定，准备将中央红军主力撤离根据地，并将这一决定报告共产国际。不久，共产国际复电同意。中央红军战略转移准备工作即后展开，但只在极少数中央领导人中秘密进行。为筹划战略转移事宜，成立了由博古、李德和周恩来组成的“三人团”。“三人团”中，政治上由博古作主，军事上由李德作主，周恩来负责督促军事准备计划的实施。10月上旬，中央红军开始实行战略转移，先后突破国民党蒋介石在赣、粤、湘设置的三道封锁线。11月下旬，中央红军长征到达广西桂北，与蒋介石嫡系部队和各地方军阀部队共26个师近30万大军血战湘江，经过数日鏖战，红军以大无畏之气概渡过了湘江。广大红军指战员认识到他们是为广大人民翻身解放而战，胸怀大局，坚决服从命令，英勇顽强，不怕牺牲。在强敌面前，敢打敢拼，一往无前。正是这些钢铁般的红军官兵以鲜血和生命，掩护了中央领导机关和红军大部渡过了湘江，从而保全了中央红军主力，使中央领导机关没有受到损失；使敌人妄图全歼红军于湘江以东的罪恶目的遭到了彻底粉碎。蒋介石任命的“追剿军总司令”何键也不得不承认：“敞部奉令追剿西窜股匪，未能达到歼匪于湘水以东地区之任务，实深惭悚”。

早在湘江战役进行前，蒋介石就制定了“湘水以西地区剿匪计划大纲”，蒋介石的如意算盘是如不能在湘水以东全歼红军，就力图在湖南西部将红军歼灭。身为“剿匪军总司令”的湖南军阀何键坚决执行该计划，派出一个师在湘西南的新宁--武岗--芷江--通道--城步区域构筑四道共210座工事、碉堡线，妄图迟滞、歼灭红军。

中央红军渡过湘江在西延（今资源县）地域集结时，湘、桂军阀迅速调兵遣将欲在桂北、湘西追剿、围堵红军。何键将其所属部队重新进行编组，调整为第一兵团、第二兵团和预备兵团，共17个师又1个旅、1个支队，三个兵团的任务区分为：以第一、第二兵团专事对中央红军的追击，以预备兵团对付湘西的红二、六军团。同期，桂系对其所属两个军五个师重新进行编组，以夏威率两个师为第一追击队指挥官，以廖磊率两个师为第二追击队指挥官，以韦云淞率一个师留驻后方。桂、湘两省军阀设想中央红军将由大埠头（今资源县城）经车田出城步与湘西红二、六军团会合。何键令其第一、第二兵团的15个师又一个支队，迅速向新宁、城步、绥宁、武岗方面转移，妄图配合桂军，前堵后追，对红军形成合击之势。桂军看似在紧密配合湘军追击、堵截红军，实则是迫使红军尽快离境广西。

正在西延集结的中央红军获悉敌情变化后，12月3日，中革军委果断决定脱离敌人，放弃从西延地域出湖南城步进军的打算，继续向西深入越城岭山区。12月4日，中革军委决定部队进至通道以南及播阳所、长安堡地域。这是一个重要的“转向”决定，该决定使刚刚经过湘江战役的红军，避免了不利条件下与敌硬拼，使敌人以优势兵力在新宁、城步至武岗一带堵击红军的计划遭到破产。

广西桂北湘江一战，使毛泽东、周恩来、王稼祥、张闻天等中国革命家思考一个问题：为什么国民党蒋介石前四次“围剿”中央苏区，红军都能够打胜仗，而第五次反“围剿”却遭到失败，当然有敌人实力强大的原因，但领导指挥有误才是根本。长征开始后，中央红军一直是沿着红六军团的“西征”路线行进、一直是在“图上”走。这是“左”倾领导者在整个战役中的错误决策所造成的必然结果。湘江战役血的事实逐步使大家认识到，必须改变“右”逃跑主义，红军必须“转向”向西，改变既定的行进路线和方向，中央红军、中国革命才能由被动变为主动。 

湘江战役巨量损失：

警醒中国革命家是军事领导思想“有误”

1934年10月，中央红军从江西于都集结出发，其行军作战部署是：中央的两个纵队在中间，一纵队在前，二纵队跟后；中央纵队的左右两边是一、三军团，是作战的主力部队；五、八军团殿后，任务是保卫中央两个纵队。再后面，是红3师、红22师的红九军团，都是新兵组成，放在离两个纵队更远的后卫，任务是箝制敌人。一个“抬轿”式的行军序列、也是大搬家式的行军队伍开始了“西征”。这支队伍的行军部署基本上丧失了作战的机动性和灵活性。   

1934年11月25日，中革军委正式决定突破敌人的第四道封锁线，渡过湘江。依据敌情判断，决定以一军团主力及三、八军团组成进攻部队，以进攻动作迅速连续占领桂、湘交界的各山脉关口、隘路，前出至全州、兴安之间渡过湘江。由于蒋桂间矛盾和各自的企图，桂军已于红军到境前的11月22日撤防湘江防线，红军却直到25日傍晚还不知情，直到当天晚上23时半，军委才准确掌握了敌湘江防线空虚的实情并向全军部队发出了四路进军湘江的指挥电报。同时，军委还得知了何键第一路军、第二路军正企图由黄沙河向全州推进。在这种情况下，红军理应及时收缩八、九军团，全军精简辎重，从湘桂边境大举入关直达湘江，一天、两天就可以渡过湘江地域。但，红军仍然携带大量辎重，执行四路纵队进军广西桂北的计划。后来，因地形受阻等原因，11月26日，红军主力才收缩部队从永安关和雷口关进入广西。11月27日，右翼一军团前锋占领了从全州县的屏山渡到兴安县的界首沿江30公里各渡江点。

11月26日，国民党中央军周浑元部占领道县，追击红八、九军团；桂军为防止中央军尾追红军而进入广西，遂令第十五军从恭城返回灌阳，在新圩以南展开进攻；北面湘军力图封锁湘江渡口，其第一路军刘建绪部已于11月27日占领全州。此时，各敌部已对红军形成南北两头，一首一尾夹击中央红军的态势。红军要渡过湘江，恶战势不可免。

自11月28日始，中央红军在灌阳县新圩、兴安县光华铺、全州县觉山铺等地与敌展开殊死阻击。中央红军渡湘江，损失巨大，湘江一战使中央红军由出发时的8.6万余人锐减至3万余人。这是执行了“左”倾领导者错误的军事思想的必然结果。血的事实逐步使中国革命家认识到只有改变“左”倾冒险主义军事路线，红军才能取得主动，才能跳出敌人的包围圈。这是湘江战役的巨量损失，进一步暴露了教条宗派集团在政治上、军事指挥上的错误，警醒中国革命家从根本上考虑红军的组织问题和军事问题。

离桂过湘挥兵入黔：

中央红军避敌锋芒挺进遵义是要“开会”

中央红军沿越城岭山区继续西进。12月11日，红军占领湘西南边境的通道县城以后，中央领导人举行了会议，参加这次会议的主要成员有周恩来、王稼祥、张闻天、毛泽东、博古、李德及时任李德翻译的伍修权等。会议研究的中心议题是红军战略转移的前进方向问题。很长时间被排挤在外的毛泽东终于有机会过问党的军机大事。会上，毛泽东深刻分析了中央红军日前所处的严峻形势，力主放弃同红二、六军团在湘西会合的原定计划，改向敌人兵力比较薄弱的贵州进军；他还分析到，红军冲破敌人的重兵包围，争取主动，寻机打几个胜仗，鼓舞振奋全军士气，力挽危局。毛泽东认为这样做可以避免再同优势的敌军决战。会议采纳了毛泽东等人的建议，决定继续向贵州黎平“西进”。当日，中革军委主席朱德发布命令：“一军团主力及九军团，明十二号应集结在通道③（县溪镇）及其附近地域”“三军团主力今日由陇、麻②（陇城、麻隆塘）、包田向西移动，并准备侧击北进之敌”。通道会议之后，中革军委命令中央红军迅速脱离桂系军队的纠缠，西入敌人布防较弱的贵州，寻求战略上的主动，以便转入北上，会后，李德、博古仍然坚持到湘西去与红二、六军团会合。鉴于湘江战役之后，红军队伍的大量减员，为加强军队组织指挥和进军贵州，12月13日，中革军委发出两项重大的队伍整编命令，这是继11月17日对红八、九军团进行整编之后的又一次大规模整编，整编命令有两项：一是将红八军团并入红五军团，此时的红八军团只有一个师的建制，且经过湘江之战后损失惨重，而红五军团原来有两个师建制，现仅剩一个师的建制，其三十八师在湘江战役中全师被隔断在东岸，整个师的建制已不复存在；二是取消军委二纵队的建制，将一、二两纵队合编为一个纵队，合并后的军委纵队辖三个梯队。并相应调整了领导干部组成。中央红军主力部队离开广西、经过湖南，继续向西挺进敌人力量薄弱的贵州。

蒋介石的嫡系部队则集结在武岗至洪江一线，湘军以重兵置于城步、绥宁、靖县一线，而黔东南的黎平、锦屏、天柱一带敌军兵力薄弱。蒋介石却规定洪江以南（不含洪江）为桂军的守备区域。这就明显形成蒋、桂、粤争夺贵州之势，湘军自保、桂军限入，蒋则意图贵州，如果蒋介石入黔争夺成功，桂、粤、黔三省军阀就会失去鸦片烟的种植和运销等财源。敌人内部对贵州的争夺，使其各方势力不能在贵州集中全力对付红军，造成黔东南的空虚，这对红军入黔颇为有利。为牵制敌人，减弱红军西进贵州的阻力，12月14日，朱德电令红二、六军团“主力仍应继续向沅江上流行动，以便相当调动或箝制黔阳、芷江、洪江的敌人”。12月15日，红军攻占黎平，12月18日，黎平政治局会议召开。据周恩来回忆黎明政治局会议情况：毛泽东主张到川黔边建立川黔根据地，李德主张折入黔东，如果去黔东，要陷入蒋介石的罗网，我决定采取（纳）毛泽东的意见西进乌江北上。会议通过了《中共中央政治局关于战略方针之决定》，彻底否定了李德、博古等在湘西创立新的苏维埃根据地的设想，明确了“新的根据地应该是川黔边区地区”。12月19日，朱德、周恩来发出《关于军委执行中央政治局决议之通电》，决定中央红军分左、中、右路军，向以遵义为中心的黔北前进。为牵制敌人力量，12月20日，中革军委主席朱德致电红二、六军团领导，指出：“红二、六军团目前应留在常德、桃源及其西北地域积极活动，并派出两个别动队分向益阳，辰州两方向活动，以迟滞湘军向我前进。”朱德还要求红二、六军团在现地域广泛开展游击战争，以扩大大庸、桑植的游击区域，并对敌援兵郭汝栋、李觉、陈渠珍、张万信各部尾追而致的局面提出了具体的应对措施。黎平政治局会议放弃了北进湘西与红二、六军团会合创立新的根据地的计划，改向敌人统治力量比较薄弱的贵州前进，决定在以遵义为中心的川黔边境建立新根据地。

12月底，红军占领乌江南岸的猴场，12月31日晚至次日凌晨，中共中央在猴场召开政治局会议，作出《关于渡江后新的行动方针的决定》。这个决定提出首先在以遵义为中心的黔北地区，然后向川南创建川黔边新的根据地的战略任务。会议还决定，“关于作战方针，以及作战时间与地点的选择，军委必须在政治局会议上做告”，以加强政治局对军委的领导。这个决定，实际上剥夺了博古和李德的军事指挥权。

猴场政治局会议是继湘江战役后，中央领导在通道会议、黎平会议上进一步批判了博古、李德在军事上单纯防御路线的指导下产生的“左”倾错误，红军继续渡乌江北上。这“一战三会”为开好遵义会议，纠正“左”倾错误路线，确定毛泽东在党和红军的领导地位做了准备。

1935年1月7日，红军占领黔北重镇遵义城，1月15日到17日，中央政治局在遵义召开扩大会议。遵义会议批评了博古等人过于强调客观困难，把第五次反“围剿”的失败归之于帝国主义、国民党反动力量的强大，而不承认是由于博古和李德压制正确意见，在军事指挥上犯了严重错误而造成的。该严重错误是中央红军被迫“西征”的直接原因。遵义会议还指出，中央红军在战略转变与实行突围的问题上，博古、李德“同样是犯了原则错误”，没有及时转变内线作战的战略方针，实行战略上的退却，以保持主力红军的有生力量，从而贻误了战机；在突围中，基本上不是坚决的与战斗的，而是一种惊慌失措的逃跑的、以及搬家式的行动。中央红军长征从桂北湘江血战到遵义会议召开，是一个漫长的酝酿过程，也是一个艰难的斗争历程，湘江战役是其重要条件。

作者：  周    娜      广西桂林市委党史研究室　　主任                                     

              何阶平      广西桂林市委党史研究室　　一级主任科员   

转自第六届长征论坛：《长征论坛  弘扬长征精神与推动高质量发展论文集》

编印：中共中央党史和文献研究院第七研究部

            中共贵州省委党史研究室

            中共安顺市委员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