湘江战役的历史意义和时代价值 

2014年10月17日，我到江西赣南于都参加了纪念中央红军长征出发80周年的系列活动，今天又来广西兴安参加红军长征突破第四道封锁线的湘江战役80周年纪念活动。这意味着为时两年的纪念红军长征从转移出发到胜利会师的80周年纪念活动拉开序幕。红军长征不仅是中华民族历史上绝无仅有的伟业，也是世界战争史上罕见的奇迹。纪念红军长征不仅是缅怀先烈、反思历史，更重要的是开启未来、激励后人。

湘江战役是关系中央红军的生死存亡之战，是决定长征前途的命运之战。2001年4月下旬，我来此考察过，瞻仰了烈士纪念碑园，凭吊了界首光华铺阻击战红军烈士墓，考察了战场遗址，心灵深感震撼，所受教育此生难忘。在2006年纪念红军长征胜利70周年时，我出版的《长征行》中专门设一章写了“惨烈的湘江之战”，对湘江战役的经过和惨烈的原因做了论述，并纠正了广为流传的不实说法。今天，我主要讲讲湘江战役的历史意义和时代价值。

一、湘江战役的历史意义

湘江战役很惨烈，但它的历史意义非常巨大。择其最重要者，有3点：

第一，湘江战役充分暴露了“左”倾冒险主义的错误决策给红军带来的严重后果，为“左”倾冒险主义的错误领导的垮台敲响了丧钟。中央红军长征出发时约有8.7万人，突破前三道封锁线减员2.2万余人。到达湘江过第四道封锁线的实际兵力还约有6.5万。经过湘江一战，红军折损3万多人。这是人民军队创建以来受创最重、牺牲最大的一次战役。红军遭受这么大的损失，有多方面的原因，既有客观方面的，也有主观方面的。就主观方面而言，“左”倾冒险主义的领导有两大错误决策：一是不顾军事形势的变化，顽固坚持去湘西北与红二、六军团会合。蒋介石最初不了解中央红军要突围到哪里去，无法布重兵围堵。但在了解到红军西进的路线和最终意图后，便调动30万兵力，分五路堵截，张网锁江。这样，博古、李德选择的错误路线，等于是让红军自投罗网，这就很难改变此战的最后结局。二是实施大搬家、甬道式行军。错误领导进行战略转移的最初设想，是到湘西发展后再“班师回朝”，因而将所有的坛坛罐罐都带上，大到军工机器，小到卫生便盆。尽管这是红军建设苏区时添置的家当，但战略转移首要的是轻便行军，尽快摆脱敌军追击。然而为了保护中央领导和保住器物，把野战行军固定成一个“抬轿子”的形式。红一、三军团为左右路前卫；红八、九军团为左右两翼；红五军团担任后卫，保护着居中的中央两个纵队。部队无法快速前进。彭老总曾为此气愤地说：这不是抬着“棺材”走路吗？哪像个打仗的样子！部队一般是夜间行军，走的大多是山路、小路，一夜走不到二三十里。结果，拖得中央纵队首尾远离，护卫在前后左右的各军团被“抬轿子”的队形死死地束缚住，既疲惫又被动。在通过第四道封锁线时，为了搬运那些笨重的机器，拖延了很长时间，延误了多次稍纵即逝的过江机会，使战斗部队付出了惨重代价。刘伯承回顾这段历史时，写道：面临敌人重兵，“左”倾路线领导一筹莫展，只是命令部队硬攻硬打，企图夺路突围，把希望寄托在与红二、六军团会合上，在广西全州以南激战一个多星期。广大干部眼看第五次反“围剿”以来，多次失利，现在又几乎濒于绝境，与第四次反“围剿”以前的情况对比之后，逐渐领悟到这是排斥了以毛泽东同志为代表的正确路线、贯彻执行了错误路线的结果。干部中强烈要求改变错误领导的情绪，经过湘江战役后达到了顶点。

第二，湘江战役为召开遵义会议并确立毛泽东在党中央和红军的领导地位奠定了最重要的干部思想基础。博古、李德的错误领导，并非人们一开始就认识得很清楚的。李德是外国人，有一套错误的军事理论，红军干部被他视为土包子，除像彭德怀这样的人敢顶撞他外，许多干部是敬畏他的。博古也有一套政治理论，动不动搬出马列经典来，很能唬人，因此1934年初的六届五中全会上仍然被选为党中央第一把手。广大干部认识到博古的领导是错误路线有一个过程，要经历与正确路线的比较才能觉悟。如果说第五次反“围剿”像广昌战役的失败一样使一些干部开始对博古、李德的错误领导有所认识的话，那么湘江战役的惨烈结局则使广大指战员特别是高级干部对要改变博古、李德的错误领导达成了共识。刘伯承的上述认识反映了广大高级干部的看法。再就是张闻天和王稼祥思想的转变也颇有代表性。他们本来与博古的思想比较一致，尽管在长征前有些不同看法，但总的来说还是拥护博古的。在湘江战役之后，从通道会议开始，他们与博古的争论多起来了。特别是在黎平会议后军委纵队到达黄平老城东门内橘林休息时，张闻天和王稼祥交流看法，认为仗这样打不行，还是要毛泽东出来，他打仗有办法。随后这个信息在高级将领中传开，大家都赞成毛泽东出来指挥。这为在遵义会议上毛泽东进入中央常委做了舆论准备。所以，笔者在《长征行》中写道“祸兮福之所倚”，经过湘江之战，历史的辩证法发生了作用。它为中国共产党历史上第一次伟大转折的发生提供了契机。

  第三，湘江战役证明党领导的人民军队是任何力量也消灭不了的。红军要战略转移是形势所迫，死守苏区是没有出路的。在转移过程中，一方面博古、李德坚持按红六军团的路线沿着湘江前进的战略决策是错误的；另一方面，湘江战役3个主要战场的战术指挥却又是很出色的，应予以充分肯定。

湘江战役3个主要战场的战斗情况：一是11月28日开始的灌阳新圩阻击战，二是11月29日打响的兴安界首光华铺阻击战，三是11月29日开始的全州觉山铺阻击战。前两个阻击战主要是红三军团打的，第三个阻击战是红一军团打的。这3场阻击战都打得十分惨烈。担当新圩阻击战主力的红三军团红五师师长李天佑是广西临桂人，对这一带非常熟悉。他当时才20岁，是最年轻的师长。他回忆新圩阻击战时写道：30日下午，我们已整整抗击了两天，中央纵队还在过江。师参谋长牺牲了，两个团的团长、政委也已牺牲或负伤了，营连指挥员剩得不多，负伤的战士们还不断地被抬下来。但是，我们是红军，是打不散、攻不垮的。我们的战士在“只要有一个人，就不能让敌人到新圩”这个铁的意志下团结得更紧。指挥员伤亡有人自动代理其职，带伤坚持战斗的同志越来越多。我们以拼死的战斗，坚持着更险恶的局面，阵地仍然是我们的。敌人被拦在这几平方公里的山头面前，不能前进！(下午）4点多钟，接到军团电报，命令我们迅速过江。我把来电仔细地看了两遍，轻轻地吐了一口气紧紧握住钟政委的手：“中央纵队总算安全地渡江，我们的任务完成了！”觉山铺阻击战是敌我双方投入兵力最多的一场血战。29日清晨战斗打响后，敌军向红二师阵地发动猛烈攻势。数十门大炮和数架飞机狂轰滥炸，将红军阵地前的松树林炸得只剩下一根根树桩。次日凌晨，红一师两个团急速赶来投入战斗。时任红一军团政委的聂荣臻回忆这场阻击战时写道：30日凌晨，我一师赶到，部队非常疲劳，有些战士站在那里就睡着了。但军情紧急，不得不立即动员，仓促调整部署，进入阵地。这一天的阻击战进入高潮。敌人第一次冲锋很快被打垮，丢下了几十具尸体，又组织第二次冲锋。随着敌冲锋次数的增多和投入的兵力越来越大，阵地上硝烟弥漫。我们利用有利地形顽强阻击，敌军尸体越来越多。战至下午，敌人从三面向我进攻，我军多处阵地失守，五团政委易荡平负重伤。这时，敌军端着刺刀上来了，荡平同志要求他的警卫员向他开枪。警卫员泪如泉涌，手直打颤。荡平同志夺过警卫员的枪，实现了决不当俘虏的誓言。四团政委杨成武同志也负了重伤。但经过一天拼杀，我军还是守住了主要阵地。

红军就是这样的军队，尽管付出了巨大牺牲，但最后还是突破了敌军设置的最后一道铁壁合围封锁线，粉碎了蒋介石欲将红军置于死地的罪恶企图。从这个意义上说，血战湘江没有失败。但从另一个角度来看，由于博古、李德选择的战略决策，使红军蒙受这样巨大的损失，不能不说是失败。这不是说红军广大指战员打了败仗，而是证明了错误路线的破产。这里顺便澄清一下近年来广为流传的“让路放生论”，说红军能够突破一道道封锁线，是蒋介石给红军放了一马，留下一条生路。许多人信以为真，辗转相传。纪念红军长征80周年是该厘清历史是非的时候了。其一，蒋介石在“四一二大屠杀”后从来没有放共产党和红军一马。若要“放马”，为什么发动一次又一次的“围剿”？在红军转移西进后，为什么修筑550多座砌堡，聚集30余万兵力，并亲自督战南昌行营，给何键写亲笔信，称“党国命运在此一役，望全力追剿”？在12月1日，湘江之战已白热化，为什么蒋介石还命令国民党各军“务求全歼，毋容匪寇再度生根”？显然，这是“让路放生论”无法解释的。其二，白崇禧等地方实力派与蒋介石中央政府有矛盾，深知红军厉害，如果使尽全力与红军硬拼，结果两败俱伤，蒋介石渔翁得利。他们为自身利益、保全实力计，只要红军不在那里占他们的地盘，他们当然不会为蒋介石彻底卖命。因此，其主要目的不是“放马”，而是自保。这怎么能本末倒置呢？事实上，红军在过第一道封锁线时虽与粤军达成协议，但在前线的粤军没接到“协议”的通知前，战斗仍然是激烈的，红三军团牺牲了洪涛师长。这是长征途中中央红军牺牲的两位师长之一（另一位就是红三十四师师长陈树湘，后面将讲到）。在过第四道封锁线时，桂系白崇禧尽管有过不与红军硬拼的考虑，但由于种种原因并没有成为现实，恰恰却在湘江战役中与桂军的战斗异常激烈。白崇禧还出动了飞机，正在过江的无数红军指战员顿时倒在河中。其三，如果“让路放生”是主旨，怎么解释3个主要战场的拼死血战？按照这种怪论，就只能说明红军无能，不会打仗，才导致这么惨烈的结局。这只能是对牺牲的红军英烈的亵渎和污蔑。这种说法只会消解红军长征和湘江战役的伟大意义。“让路放生论”当休矣，决不能再让这种论调以讹传讹，继续毒化不了解历史的年轻人了。

二、湘江战役的时代价值

湘江战役过去80年了，党和军队的历史早已翻开新的一页，国家已进入全面建设小康社会，并为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中国梦时期。在这样的新时期，纪念湘江战役有什么时代价值呢？这是一段刻骨铭心的历史，任何时候都不应当淡忘。它的时代价值是多方面的。在我看来，至少有这样4点：

  第一，对革命事业的无限忠诚。这是红军的强大精神动力，也是我们在实现中国梦的新长征中需要倡导和弘扬的正确价值观。湘江之战从11月25日中革军委下达作战命令，到12月3日中央红军后卫部队被歼，共经历了9天血战。12月1日是最为关键的一天。到这天中午，湘江东岸8个师的红军有6个师在付出巨大牺牲后过了江。下午，敌军占领全部渡口，封锁了湘江两岸。作为中央红军长征转移最后的总后卫队——红五军团第三十四师在冲破桂军包围，疾行赶到湘江而不能渡河后，师长陈树湘又率部回征湘南，转战江永、江华、道县，终因弹尽粮绝，寡不敌众，被敌人截击、包围，最后所剩无几。陈师长本人在道县负重伤昏迷被俘，敌人用担架抬着他去邀功。他苏醒后，用手从腹部伤口处绞断肠子而牺牲，年仅29岁。丧心病狂的敌人竟将他的头颅割下，先后吊在道县城头和他的家乡长沙的城墙上示众。他为什么这样绞断肠子而牺牲？我当年在道县问过向我讲述这段历史的老人，他回答就是对革命事业的无限忠诚。这是红军能够战胜敌人，克服任何险阻，突破湘江封锁线的精神动力。陈树湘壮烈牺牲的事迹使我非常震撼，我当即表示一定要写到我的书中，让更多的人知道红军是怎样进行湘江战役的。这种精神是中华民族之所以生生不息的原因，也是中国共产党人能够取得革命胜利的强大精神力量。毫无疑问，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中国梦也还需要对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的无限忠诚。因此，它具有伟大的时代价值。

第二，英勇顽强的战斗作风。在湘江之战中，红军广大指战员面对如狼似虎的敌人，无不以顶天立地的英雄气概与之展开肉搏断杀，进行殊死搏斗。前面的战士倒下了，后面的指挥员顶上去，前仆后继，用血肉之躯筑起的屏障，为中央纵队和后续部队过江争取了更多的时间。后面的部队不分白天黑夜，不顾饥饿疲劳，争分夺秒，急奔湘江渡口。浮桥炸断了，识水性的战士泗渡，不识水性的战士拉着接长的背包绳过江。敌机疯狂地向江中人群扫射，敌弹在抢渡的部队中炸开。倒下的红军不计其数，殷红的鲜血将碧绿的湘江染成了“赤水河”，烈士的尸体和遗物浮满江面，顺流而淌。此战之酷，惨不忍睹。我当年到此考察时，了解这段历史的同志无不向我这样倾诉。正如陆定一在他的文章中所说：湘江封锁线的突破，全靠了红军指战员的英勇。当时一旦发生溃散，就可能导致全军覆没。但是，红军宁可整个连队牺牲也绝不溃散。最后终于在广西敌军的背后打开了一个口子，冲了过去。惨烈的湘江之战证明：党领导的人民军队是一支一不怕苦，二不怕死，敢打硬仗、善拼恶战的军队。这成为建军以来人民军队的光荣传统。在革命战争年代是这样，在新时期的人民军队也需要发扬这种作风。特别是在当今时代，国际风云变幻莫测，更需要人民军队发挥当年红军的这种政治素质和顽强战斗的作风，能够招之即来、来之能战、战之必胜，敢于与任何强敌比拼，成为保卫国家主权和领土完整的钢铁长。

第三，思想政治工作的巨大威力。红军一向重视思想政治工作。思想政治工作是红军的生命线的思想就是在反“围剿”斗争中提出来的。这是红军有强大战斗力的重要保证。在湘江战役中，红军的思想政治工作得到了充分发挥。12月1日这天，对于中央红军来说可谓生死仅关。因为三分之二的部队还未过江，而敌军已疯狂逼近，不惜一切代价与我前锋部队抢夺渡口。凌晨1时半，中革军委向全军下达紧急作战命令。两小时后，中共中央、中革军委、红军总政治部又联署保证执行军委命令的政治指令：一日战斗，关系我野战军全部。西进胜利，可开辟今后的发展前程，退则我野战军将被层层切断，我一、三军团首长及政治部，应该连夜派遣政工人员，分入各连队去进行战斗鼓动。要动员全体指战员认识今日作战的意义。我们不为胜利者，即为战败者。胜负关全局，人人要奋起作战的勇气，不顾一切牺牲，克服疲惫现象，以坚决的突击，执行进攻与消灭敌人的任务，保证军委一号1时半作战任务的全部实现。打退敌人占领的地方，消灭敌人进攻的部队，开辟西进的道路，保证我野战军全部突过封锁线，应是今日作战的基本口号。望高举着胜利的旗帜向着火线上去！①根据这个政治指令，广大政工人员不仅下连队做动员工作，而且直接参加战斗，以实际行动践行了红军政工人员的职责，使思想政治工作变成了强大的战斗力。这是湘江战役打得既惨烈又壮烈的一个重要因素。我军的这个光荣传统，在革命战争年代始终发挥了巨大的精神力量作用，同样在当代中国，不仅在人民军队中需要继续弘扬思想政治工作这个光荣传统，而且建设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也需要发挥思想政治工作的正能量，使之成为实现“两个一百年”和中国梦的宏伟愿景的重要保证。

第四，从战争全局出发的整体作战意识。金一南的《苦难辉煌》是影响很大的一本书。该书的一个最大特点，是将敌我双方的情况加以对照来写。在讲湘江战役时，他写道：就在湘军、桂军与中央军互相将最严重的作战任务推来推去的时候，中央红军却在疾进途中表现出一种顽强的整体性。红一军团一师掩护中央纵队渡过潇水后，按林彪命令应该迅速向湘江前进，与军团部会合。但后卫五军团还未赶上，潇水一线形成缺口。彭德怀立即命令一师停止前进。一师按照他的命令继续防守潇水西岸两天，有效阻敌前进，保障了红军后尾。11月27日夜，一军团二师渡过湘江，占领界首，三军团四师也随即赶到。二师向纵深发展，四师奉命接防，原想在湘江北岸布防，林彪说不行，四师不要摆在二师原来阵地上，要过江回去，在南岸构筑防御阵地，防止桂敌侧击。四师按照林彪的意见布防，很快就与赶来的桂军交火，一打就是两天两夜，将界首渡口牢牢控制在我军手中。他评论道：彭德怀指挥了一军团的部队，林彪指挥了三军团的部队，皆指挥得十分关键。一军团一师若不按照彭德怀的命令坚守潇水，中央纵队在湘江一带便要被追敌迫近两天时间，湘江之战中红军的损失不知还要增加多少。三军团四师若不按照林彪的命令在南岸背水布防，界首渡口必定在桂军突袭下丢失，红军大队就将在湘江被追敌切断。虽然面对的并非自己属下部队，但他们当机立断地做出了决策。这个两军团首长交叉指挥部队的细节，我过去在查阅湘江战役资料中没有注意，金一南是军史专家，他敏锐地捕捉到了这个重要细节，很能说明问题。这种从战争全局出发的整体意识，是我军的一大优势。这在湘江战役中展现出来，在后来的抗日战争特别是解放战争中也发挥得淋漓尽致，因而比预期提前取得了解放全中国的革命胜利。这是我军战无不胜的一个传家宝，也是在新的历史时期必须弘扬的全局观念。

第五，服从命令听指挥的铁的纪律性。对博古、李德的错误决策，一些高级干部和指战员在当时就有不同意见。上述彭德怀、刘伯承的意见可谓其中代表。但是，意见归意见，命令还须绝对服从。有如上述，80年前(1934年）的12月1日这天，对于中央红军而言可谓生死仅关。凌晨1时半，中革军委向全军下达紧急作战命令后两小时，中共中央、中革军委、红军总政治部又联署保证执行军委命令的政治指令。在军史上，为了打一仗，像这样既下军事命令又下政治指令的情况太罕见了。在政治指令中，将战斗的严重性说到如此程度，也太罕见了。仅此，即可见当时的危急程度。那时掌握全局的党中央的感觉是如此，历史也证明确系如此：牺牲已到最后关头，生死存亡在此一举！全军将士在这样的紧急关头，表现出了高度一致，毫无保留地执行命令，从而保证了大部分红军过了湘江。这种高度的组织纪律性，也是我军能够取得战争胜利的重要因素。服从命令是军人的天职，任何时候都需要有这种纪律自觉。在战争年代是如此，在和平时期也是如此。这样，才能保证人民军队无敌于天下。对于共产党员来说，也应当如此。只有这样，中国共产党才能具有强大的生命力和战斗力。湘江战役已成历史，但湘江战役的革命精神是永存的。它是红军长征精神的重要组成部分，也是中华民族精神的重要体现。在当今，它是中国精神的重要资源。为了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中国梦，我们一定要继续弘扬这种伟大的革命精神。

作者：石仲泉　中央党史研究室原副主任　　中国中共党史学会副会长　

转自《湘江丰碑－－纪念中央红军突破湘江８０周年研讨会文集》　〔广西人民出版社，２０１５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