摒弃历史虚无主义对党史研究的影响

――以中央红军突破四道封锁线的史实为界定

        [内容提要]  近些年来，一些历史虚无主义者们以还原历史真相为幌子，在学术论研究或自媒体表述中歪曲改写中国共产党历史和中国人民解放军军史，其主要做法是断章取义、拼凑支言片语，达到攻击和诬蔑党的历史、军史和党史人物的目的。这是个不能小觑的历史虚无主义和历史唯物主义问题。比如将中央红军长征以及红军胜利突破四道封锁线说成是“仓促转移”、“借道粤军”以及“桂军让道”，企图否定中国革命的阶级性、湮灭中国共产党在历史紧要关头采取的统战路线、凌厉攻势和革命战士的英雄气概，进而否定党领导的人民军队创造的宏伟史绩。中共党史研究者们应当以史实为依据，摒弃历史虚无主义对党史研究的影响，以历史唯物论的方法研究中共党史和军史。

        [关键词]  红军长征  突破封锁线   历史唯物论

         历史虚无主义者们以“学术研究”的面目出现，在“重新评价”、“重写历史”的幌子遮掩下，将一些客观历史事实断章取义，把唯物主义历史说成是无主体的偶然结果，从文字上设置“理论陷阱”以混淆视听。关于中央红军长征、红军突破四道封锁线，一些历史虚无主义者们多以“仓促转移”、“借道粤军”、 “桂军让道”等甚嚣尘上。给党史和军史研究造成诸多障目之词，应当引起党史研究同仁们的警惕。

红军是有备而走   非“仓促” 转移

         中央红军在长征出发前作了多项准备工作，首先是领导力量方面，成立了“三人团”、决定毛泽东随队长征，而决定毛泽东随队长征是中央红军、中革军委的最正确选择，据伍修权回忆：“因为他（毛泽东）是中华苏维埃主席，在军队中享有很高威望，才被允许一起长征。”毛泽东最终能够随队长征，是中央红军胜利的基石。毛泽东自长征出发始，直到突破赣、粤、湘三道封锁一直都在与“左”倾机会主义者们斗争，一直在争取主流力量的支持。中央红军突破广西的第四道封锁后，以毛泽东为主的中央领导力量果断指挥红军“向西”，力避与湘西强敌遭遇，直到遵义会议胜利召开。毛泽东随队转移，是中革军委、中央红军为突破四道封锁作出的重要准备。

      1934年5月始，中央开始就为红军战略转移做准备。首先是号召中央根据地迅速补充兵员：中央要求5、6、7三个月内中央苏区要扩红（军）五万人；9月，中央和中革军委又发出《九月间动员三万新战士上前线的通知》，是为进一步壮大中央红军的力量。江西、福建各省补充了大量新兵充实到红军各部。红军出发前在于都期间各军团共补充到了9700人。

       在6月，中央苏维埃政府发出指示信，要求“紧急动员苏区各地收集粮食二十四万担”；7月22日，又发出《关于在今年秋收中借谷60万担及征收土地税的决定》。这两次筹粮计划共筹集到94万担粮食以及80万元现款，还有草鞋、食盐、棉被、军用器材等大批物资。

        9月初始，军委要求各部队安排三分之一的部队值班，主力部队集结补充整训。中旬，命令各军团在10月1日前组织好后方机关，加强运输队的建设；将敌占领区各县区的军事部，改为县区游击队司令部和政治部，并任命相应的军政首长 。还对战区、边区在“万一”失陷后的苏区工作做了部署。

        10月初，红军总政治部发出了“提高部队的战斗情绪与巩固部队”的指令，要求做好各部队突围前的政治工作，加强基层部队的政治动员。党中央、中革军委决定给红军第5、第8、第9军团派中央代表，分别由政治局常委陈云、政治局候补委员刘少奇、凯丰（何克全）担任。

       中革军委顾问李德认为：“突围成功的最重要的因此是保守秘密。只有保守秘密，才能确保突然行动的成功”。因保密工作过于机械，红军师以下甚至部分军团级领导也不知道红军转移的确切时间、方向、路线和最终落脚点。部队“搬家式”的转移，使行军作战受到严重影响。

        10月17日，中央红军先后从于都等10个渡口南渡贡水（即于都河），向赣县、信丰、安远边界开进。彼时，蒋介石与粤军在赣南安远、信丰间设置了封锁线。10月20日，朱德发布总攻击命令。红一军团占领安西，红三军团占领坪石、韩坊和古陂，两前锋部队在攻击线上稳住了阵脚。红八、红九军团随后跟进，抢占了桃江渡口，掩护主力部队渡江。至10月25日，军委第一、第二纵队和红军其他部队从信丰南北先后渡过桃江，突破了敌军的第一道封锁线，继续向赣粤和湘粤边界的汝城、城口（仁化县的镇）方向前进。

        通过第一道封锁线后，红一、三军团分左、右两路像两把尖刀直插湘、粤交界地桂东、汝城至广东仁化一线。前有湘军向湘赣边境来堵，北有中央军周浑元部向绥川（今遂川）集结，南有粤军虚位以待。中革军委决定大部队西进湘南。10月26日，红一军团进入广东南雄县界址、乌迳一带，沿赣粤边界南侧向湘南推进。红三军团抵达信丰县油山和大庾县（今大余）境内，向崇义县上堡等地急进。29日，朱德致电各军团、纵队，指示：“为取得先机之利，野战军于十一月一日应进到沙田、汝城、城口及上堡、文英、长江圩地域”，目标直指仁化、城口一线。

        红一军团派出红2师第6团向仁化、城口长途奔袭，于11月2日，以奇袭手段歼灭守敌，俘敌100余人，一举攻占城口，军团首长派出精锐部队迅速前往乐昌、新桥、九峰山侦察敌情，并指挥后续部队迅速跟进。11月3日，红三军团包围汝城。11月5日，军委主席朱德指挥部队主力分三路纵队，由汝城、城口间西进。到11月8日，中央红军以其充足的兵员、物资准备，以其掌握的精准敌情、行军作战勇猛而突破了敌封锁线。

统战政策英明   非“借道” 粤军

         蒋介石与粤军陈济棠的矛盾由来已久，北路中央军顾祝同、东路蒋鼎文进攻中央根据地核心地域时，蒋介石意在迫压红军入粤，粤军陈济棠倍感危机重大，担心红军进入广东抢其地盘、割其势力、分其粮草。1934年4月，粤军陈济棠按蒋介石的要求北犯中央根据地，主力到达粤赣交界地筠门岭后就有“停止交战，直接联系红军”的打算。中央和中革军委在既定的“三种应变”之“中策”里已经明确将会经安远、信丰以及三南（南雄、龙南、定南）地区到湖南去创建新的根据地。陈济棠的“担心”正合红军欲过境不入粤之意。

       7月底，周恩来等人派专使密赴广州联系陈济棠，向他宣传“中国人不打中国人，枪口应一致对外”的民族大义。稍后，陈济棠派代表到达中央根据地，表示赞成中共在三个条件下“同全中国武装队伍联合起来共同抗日”的主张，愿意谈判协调双方关系。9月底，朱德给陈济棠提写亲笔信，提出了双方停止作战行动等五项建议。9、10月间，何长工、潘汉年等人携带朱德的署名介绍信到江西寻乌县罗塘镇与粤军代表谈判。双方达成了“就地停战”、“必要时可以互相借道”、“红军只借道而行，保证不入广东腹地”等五项协议。陈将协议传达到旅以上粤军军官，担心团级掌握不好，再增加一道命令：敌不向我射击，不许开枪；敌不向我袭来，不准出击。

        粤军主力李扬敬部及余汉谋部次第集结在南雄、仁化、乐昌一线的粤北门户，主要防止红军入粤。红军的主要通道线汝城仅湘军一个旅、城口仅有地方保安队。薛岳部从赣南兴国追击距离太远。蒋介石指望粤军在汝城、仁化、曲江一带的第二道封锁线堵截红军，但汝城、仁化的封锁线间却有一个大缺口，红军就从这个“缺口”通过了封锁线。《国闻周报》写到:“我们最担心的是粤军与中央军不统一的弱点被匪利用,现在匪部果然突破此线,由赣粤边境西窜,这真是一个绝大的遗憾。”

       通过第一、二道封锁线是朱德等领导人使用党的统一战线政策，以“抗日民族大义”为旗帜，以蒋、粤间利益各陈为出发点，指挥红军以较小代价通过国民党军封锁的经典之战。不是所谓“借道”粤军，而且红军在两道封锁线上也没有捡到便宜，部队也有损失。中央红军是在党的统战政策指导下，以攻击凌厉、行动迅速、指挥得力的浩大声势通过了封锁线。此为印证的是：1984年9月，邓小平在北京接见美籍华人陈济棠之子陈树柏时说：“令尊治粤八年，确有建树。广东老一辈的人至今还在怀念他”。其言亦善，其言亦真。

桂军利益自保   非“让道”红军

        中央红军入湘后，蒋介石判明中央红军会沿红六军团路线进入广西，再北上湘西。1934年11月12日，蒋介石任命何键为“追剿”红军的总司令，并将嫡系薛岳和周浑元所部拨归何键指挥。声称“吾人应运其全力，不惜牺牲，务于湘江以东歼灭之故，……，而以纵匪过境以邻为壑为奇耻。”蒋介石在湘、漓两水东岸部署中央军、湘军、桂军等各路大军26个师近30万兵力，企图堵截中央红军于湘江东岸且歼灭之。

       11月23日，中革军委电令湘南进军的各军团“开辟西进道路，并打击尾追之敌”，目的地直指广西灌阳。是日，红一军团一师掩护中央纵队渡潇水后欲前往湘江，红三军团彭德怀令红一师停止前进，且令红三军团红六师暂交红一师师长指挥，两个师防守潇水两天。11月25日拂晓，红军全部渡过潇水。军委指挥部队分四路进军广西，后因敌情变化，部队以两路纵队沿红六军团行军路线，从雷口关、永安关进入广西桂林的灌阳县。

         湘江如红军西进之门户，两扇大门之一是湖南段的湘军（含中央军），之二是广西段的桂军。11月19日，湘军何键命刘建绪率四个师集结主力于黄沙河至东安、零陵、衡阳一线，湘江半扇大门被关上。另半扇大门留给桂军两个军五个师约3万人防守。桂军在蒋介石“许以弹饷、歼灭红军”的指示下调集大军，筑工事造碉堡。桂军把守的湘江大门有两用：一防红军，二防湘军、中央军乘虚入桂。眼见红军部队攻势凌厉，过境势不免。面临和红军决战的重要关头，他们本着既定的“自保”方针，认为红军过境时机已到。11月21日，桂军领导以“龙虎关、富川、贺县吃紧”需策应为由向蒋介石发电，拟将主力移赴恭城附近。次日，蒋介石复电同意，桂军将主力撤走，仅在全州留有第72团的两营干训队；兴安留有一个团；灌阳留有一个团。湘江防线完全敞开。但就在撤防的第二天即11月23日，何键就得到桂军南撤之事，迅即令刘建绪率四个师立即南下全州，再令各路追击部队加紧追击迟滞红军，以便刘建绪部赶到全州填补桂军南撤之真空。但是桂军撤防之事直到11月25日17时还不为红军知晓，到当晚23时，红军才准确掌握湘江防线空虚的情况。此时红军理应收拢部队、精简辎重轻装前进，但是红军仍执行四路进军计划直到27日晚才改变成四路进军队形。也就在27日当天，敌中央军周浑元部占领道县、桂军从恭城返回了灌阳、刘建绪部进占全州，南北两方夹击头尾追堵红军的态势已然形成。

        11月27日，红一军团第二师占领了屏山渡至界首的湘江所有渡河点，红三军团第四师前出湘江占领了界首以南光华铺，红三军团第五师占领了新圩和马渡桥。湘江渡河点已全部为红军所占领。但直到27日晚上，红军先头与后尾部队间相距100公里，部队拖沓过长。在此后的28日、29日两天里，红军各主力部队在新圩、脚山铺、光华铺等地与国民党军展开殊死搏杀，付出了巨大牺牲，战场极为惨烈。11月28日15时，朱德致电各军团、纵队，决定全军部队（11月）30日止全部要渡过湘江，但是庞大的军委纵队，辎重压身、行动异常迟缓，到30日傍晚，两天才走了55公里。11月30日深夜，坚守脚山铺的红一军团领导给中革军委拍发了“星夜兼程过河”的电报，中革军委极为震惊，明白局势已极为险恶。稍后的12月1日凌晨一时半，朱德下令全军部队“消灭由兴安、全州向界首进攻之敌。”两小时后的三点半，周恩来以中央局、中革军委、总政治部名义起草了“胜负关全局”的电报。在两小时内，连续以两封电报指挥部队渡江作战，可见情势极为紧迫，为史所罕见。至12月1日晚上止，除红八军团一部、红十八团、红三十四师被切断外，中央和中革军委机关及红军主力大部渡过了湘江。过江红军到达龙胜后，还遭遇先期赶到的桂军第24师“送行”，截击了红军后卫400余人。

         湘江一战，红军由出发时的8.6万余人锐减至3万余人，损失惨重。如若有“蒋桂矛盾，让道送行”之事，那么红军应当是止损了将士，占了便宜，但中央红军过湘江并未因“让道”而顺利过境，相反却被桂军、湘军及中央军、粤军以歼灭之势围追堵截，此役损失了约2万人。桂军“让道”了吗？让了。为什么让，是红军攻势凌厉而过境不可避免，也是桂军利益自保、桂蒋间互相窥觑所致。中央红军以“不为胜利者，即为战败者”之势渡过了湘江，何来桂军“让道”红军才渡过湘江的谬谈？

         历史也证明，中央红军突破第四道封锁线后，中国革命持续走向胜利，“过了湘江后，毛泽东向中央提出讨论军事失败的问题。”中革军委相继召开的桂北会议（史称“飞行会议”）、通道会议、黎平会议以及猴场政治局会议，中心议题都是将毛泽东的不去湘西、转道贵州，在贵州、川南创建新根据地的建议变为现实。最终促成遵义会议的召开，中国革命迎来了历史转机。

历史虚无主义者们企图以“仓促转移”、“借道”、“让道”否定中央红军将士的坚定信念、否定中革军委的正确指挥、否定人民群众的正义力量，这是对历史的亵渎。历史唯物主义者们当以客观史实为依据，以历史唯物论为基本研究方法，在重大事件、重要人物和重要问题的研究上坚持实事求是，还历史本来面目。

                        作者：中共桂林市委党史研究室一级主任科员    何阶平       

　　　　　　转自《中共桂林市委党校学报》（2018年第4期，总第72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