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央红军的湘江之战：惊心动魄的英雄壮举                     

八十年前，中国共产党领导中央红军进行的战略转移、也是以后震惊世界的二万五千里长征，在广西桂北湘江地区与国民党军展开了一场生死存亡的战役，史称湘江战役。这是中国共产党历史上、中国人民解放军历史上的一个重大的历史事件。

为纪念在此次战役中牺牲的革命先烈，弘扬红军长征精神，共筑中国梦想，中共兴安县委、县政府、桂林市委党史研究室举办系列活动，隆重纪念这一重大历史事件，很有意义。历史是最好的教科书，也是很好的营养剂。中国共产党领导中国革命，开辟了一条适合中国国情的民主革命道路，其中经历了无数艰难险阻，付出了巨大的代价和牺牲。湘江战役，是其中最具有代表性的重要事件之一。

长征是人类历史上无与伦比的革命壮举，是中国共产党及其领导的工农红军创造的人间奇迹，是中华民族一部惊天动地的英雄史诗，是中国革命史上一座不朽的丰碑。这其中无疑包括着红军将士们血战湘江的壮举。

（一）

1934年10月中旬，中央红军开始长征。10月21日至25日，中央红军各部从江西信丰南北先后渡过桃江，突破由粤军防守的第一道封锁线。因中共中央、中革军委此前派潘汉年、何长工为代表，同广东地方实力派陈济棠的代表在江西寻邬（今寻乌）进行会谈，达成必要时相互借道等协议，中央红军在突破第一道封锁线进入广东境内时，陈济棠部基本上没有堵截。11月5日至8日，红军分三路纵队，由湖南汝城和广东仁化县的城口之间突破第二道封锁线。11月13日至15日，中央红军从湖南郴县、良田、宜章和广东乐昌之间突破了第三道封锁线。

此时，国民党军为把红军歼灭在湘江以东地区，先后调集国民党中央军8个师，湘军7个师，粤军6个师，桂军5个师共26个整师30余万兵力，由何键的“追剿军”与粤军、桂军相配合，凭借湘江天险，设置第四道封锁线，组织五路部队，从四面对中央红军进行围追堵截。湘江战役的主要作战地是兴安、全州、灌阳三个县，均属广西桂林地区。这里是湘江的上游。因为湘江的名称，许多人都以为湘江战役发生在湖南，这其实是个误会。

敌军不仅在广西灌阳、兴安以北至全州地域集结了桂军5个师准备进行堵截，还有湘军刘建绪率领的第一路“追剿军”4个师、薛岳率领的第二路“追剿军”4个师又一个支队，日夜兼程分别由黄沙河、东安及零陵地区急赴全州地区沿湘江布防；周浑元率领的第三路“追剿军”4个师占领道县，尾追红军；李云杰率领的第四路“追剿军”2个师和第三路相配合，由桂阳向宁远方向尾追；第五路“追剿军”李韫珩部1个师协同粤军、桂军，由郴县向江华、永明（今江永）开进。

形势对红军极为不利。为了调动敌人，寻机渡江，中央红军以一部兵力西进永明。国民党第四集团军（桂军）副总司令白崇禧害怕红军夺取桂林，令其主力由全州、兴安一线南下龙虎关、恭城一带堵截。这样造成了从兴安到全州60公里湘江无人防守的局面。中央军委侦知后，立即于11月25日决定抓住这一线敌军兵力比较空虚的有利战机，抢渡湘江，突破国民党军队的第四道封锁线。

11月25日，中共中央和红军总政治部发出“突破敌人之第四道封锁线，并渡过湘江”的作战命令。当天17时，朱德给各军团领导人聂荣臻、彭德怀、杨尚昆、董振堂、李卓然、周昆、黄甦、罗炳辉、蔡树藩、李维汉、邓发发出关于向全州、兴安西北地域进军的命令。

于是，中央红军分4个纵队向湘江前进。第1纵队由红一军团主力组成（为右翼），第2纵队由红1、红5军团各一部和军委第一纵队组成，第3纵队由红3军团和军委第2纵队、红5军团一部组成（为左翼），第4纵队由红8军、红9军团组成（两个新建军团，夹在左右掩护两翼）。红5军团担任后卫，保护着居中的中央两个纵队。

各部队尤其是红1、红3军团昼夜兼程向湘江急进。

11月27日，中央红军主力进至广西全州、灌阳。红1军团先头部队第2师顺利渡过湘江，控制了兴安界首到全州觉山铺（也称脚山铺）的渡河点并架设浮桥。红3军团第4师也于28日渡过湘江进至界首。此时的局势对红军较为有利。但因为后续部队未能及时赶到渡河点，敌第一路“追剿军”4个师向红2师发起进攻。

11月29日，敌其他几路“追剿军”也向道县、文市等地的红军后卫部队进攻。此时，桂军主力也分两路北进，向湘江东岸和西岸的红军发起进攻，企图将红军围歼于湘江两岸。

广大红军将士为掩护中共中央、中革军委机关渡过湘江，坚守渡河点，扼制敌军进攻，在湘江两岸同敌军展开了异常激烈的血战。

阻击战的主要阵地为广西灌阳县的新圩、全州县的觉山铺、兴安的光华铺。主要阻击部队为红3军团第6师和红五军团第34师，红1军团，红3军团第4师等。

 （二）

一、湘江阻击战三个主要阵地之一是觉山铺。

这里离中央纵队渡河的界首渡口25公里，是红军能否渡过湘江的生命线，也是敌我双方投入兵力最多、红军牺牲最大的一战。

敌军投入湘军4个师约有六七万人。而红1军团第1、第2师人数不足1万。双方在此鏖战了三天两晚。

11月29日，湘军2个师在数十门大炮和9架飞机掩护下发起强攻。红1军团先头部队第2师在尖峰岭一次次地打退数倍于己的敌人，并抓住时机反冲锋，并从敌人尸体上收捡武器弹药。

在敌人的猛烈攻击下，尖峰岭失守。红2师退守黄帝岭。红2师第4团团长耿飚率部在阵地上坚强阻击，打得敌人尸横遍野。当敌人向红4团指挥所发起冲击时，身患疟疾的团长耿飚操马刀率领10多个战士冲入敌群。第4团营长罗有保的双耳震聋，仍随团长耿飚冲锋陷阵。

第4团政委杨成武率部越过公路时被击中右膝。一群敌人向他围过来，正遇上从东边撤下来的红5团第5连战士，阻住了敌人。3名战士上公路抢救政委,第一个中弹倒下，第二个未上公路就负了伤。杨成武挣扎着向自己的战士们爬去，在战友的救助下终于脱离险境。

11月30日清晨，红1师两个团从湖南潇水长途奔跑，赶到觉山铺投入战斗。

12月1日上午，红1军团第15师等8个师还在江东。战斗已到最后时刻。坚守觉山铺一线的红1军团将士死守全州凤凰嘴、麻市渡口，为了确保江东部队赢得抢渡时间，在10多公里长的战场上逐个山头与敌争夺……

据不完全统计，红军在觉山铺伤亡约2000人。第2师第5团政治委员易荡平重伤后牺牲，第1师第4团政治委员杨成武负伤。

二、阻击战主要阵地之二是光华铺。

光华铺阻击战主要由红3军团第4师负责，任务是阻击由兴安北进之敌。红3军团第4师（前卫）第10团过江后，团长沈述清率先头第3营到光华铺南面勘察地形，两个连在正面向兴安县城方向筑工事，不久敌迂回第3营身后直插渠口渡与团主力打响。张震营长急忙带着队伍往回打。张震率部与桂军展开夜战直至11月30日拂晓。

光华铺阻击战主要是阻止桂军北上，以保证相距仅仅5公里界首镇三官堂渡口安全。朱德、彭德怀等人在湘江边的三官堂设立指挥所。为了纪念红军，三官堂后改名红军堂，并陈列了有关照片资料，成为纪念湘江战役的一个场所。

11月30日，中央纵队由界首镇三官堂渡口过江。有资料说中央军委第二纵队是黄昏时由此过江。此时敌军已经占领光华铺，为保证中央纵队江安全过江，仅第10团就挡住了敌一个师又一个团的兵力。

在英勇的、最激烈的是30日的阻击战中，红军团长沈述清牺牲，年仅26岁；几小时后，继任团长杜中美也被子弹击中牺牲，时年35岁；第3营第9连连长谢兴福牺牲。全团伤亡400余人。

11月30日中午，当桂军两个团反复攻击红10团阵地，界首渡口十分危急的情况下，红3军团第4师两个团接应第10团，红5师第13团则迅猛打击东岸立足未稳之敌。

第二天天亮时，红5师主力（两个团）从新圩赶来，与红4师一起打退了桂军主力数十次连续进攻，以超人的毅力坚守到12月1日中午才奉命撤离。

三、阻击战主要阵地之三是灌阳县新圩至枫树脚一线。

灌阳新圩（至枫树脚一线）距湘江渡口七八十里。担任此地阻击任务的先后有红3军团第5、第6师第18团和红5军团第34师，他们主要负责阻击由灌阳北进的桂军主力两个师。

11月28日至30日下午，红3军团前卫李天佑任师长的红5师亲率2个团进行阻击。指战员们浴血奋战，师参谋长胡震与几名战士被50多个敌人包围，最后与敌同归于尽。敌机狂轰滥炸。

红5师第14团团长黄冕昌腿部中弹,仍然指挥战斗直到牺牲。指导员率队冲入敌群拼刺刀，将团长遗体抢回。第15团团长白志文和政治委员罗元发负伤。3名营长中两名牺牲。红5师两个团的营连干部几乎全部非伤即亡。

11月30日下午红5师撤出新圩阵地。师长李天佑曾回忆说：下午4点多钟，接到军团电报，命令我们迅速过江。我把来电仔细地看了两遍，轻轻地吐了一口气紧紧握住钟政委（即钟赤兵）的手：中央纵队总算安全地渡江，我们的任务完成了！

在湘江之战中，红5师全师3000多人（据1934年8月统计为5058人），损失达2000多人。接防的红6师（由兴国模范师等地方武装编成，据1934年9月统计全师为5243人）第18团（1934年8月全团统计为1445人）在楠木村背靠的楠木山山谷里，阻击了3个师的敌人，最后弹尽粮绝几乎全部阵亡，团长姓名至今未查清（黄志勇曾任该团总支书记至1934年9月）。在此参加阻击战的还有红5军团第34师（师长陈树湘，政委程翠林，据1934年9月统计全师6032人，湘江战役时全师4264人）。红34师师长陈树湘更是英勇不屈，身负重伤后断肠自尽，壮烈牺牲。

                                                                                                                                                                                                                                                                                                （三）

在军委第一、第二纵队于11月30日（晚12时）渡过湘江后，12月1日1时半，中革军委（朱德）急电命令红一、红三军团的林彪、聂荣臻、彭德怀、杨尚昆，要求以自己的主力消灭由兴安、全州向界首进攻之敌，无论如何要保证西进道路在我手中，以保证我军之后续部队于二日晨在掩护之下通过湘水。

1日3时半，中共中央、中革军委、总政治部急电林彪、聂荣臻、彭德怀、杨尚昆，指出：“一日战斗，关系我野战军全部西进，胜利可开辟今后的发展前途，退则我野战军将被层层切断”。“我们不为胜利者，即为战败者，胜负关系全局。人人要鼓起作战的最高勇气，不顾一切牺牲，克服疲惫现象，以坚决的突击执行进攻与消灭敌人的任务”。

从1934年11月27日至12月1日，中央红军经过五昼夜的苦战，终于渡过湘江，粉碎了蒋介石围歼中央红军于湘江以东的企图。12月1日17时，朱德致电各部队，“我野战军于二号早应进到西延地域，整理部队并准备新的战斗”。 “各部队应于二号晨移动完毕，并应于二号内整理完毕”。“军委在界首之交通站今晚撤销”。

湘江之战，以中央红军突破敌人重围，渡过湘江而告终。

但是，由于机关及非战斗人员过于庞大，行动迟缓，红军也为此付出了极为惨重的代价。从长征开始，特别是经过湘江战役，中央红军和中央机关人员已从出发时的8.6万余人锐减至3万余人。有研究者指出，中央红军第一次突围减员3700余人，第二次突围减员9700余人，第三次突围减员8600余人，共减员2﹒2万余人。所以，中央红军突破第四道封锁线的兵力，不再是出发时的8万多人，而只有6万多人。但从6万减少到3万多人，也说明湘江之战损兵过半的惨烈。

因为部队大量减员，12月1日，中革军委发出关于后方机关和直属队进行缩编的命令。同月，长征出发前统计全军团共计10922人的红8军团撤销，人员分别补入红3、红5军团。

湘江之战，是中央红军长征以来最壮烈的一场大战，也是关系中央红军生死存亡的大战。这次战役决定着中央红军的生死存亡。广大的红军指战员不畏强敌，以自己的生命和鲜血，创造了英勇对敌的战绩，谱写了惊天地、泣鬼神的英勇篇章。

                                                                                                                                                                                                                                                                                                  （四）

彼时，党的主要领导人犯着严重的教条主义和逃跑主义错误。因而撤出中央根据地时带着许多笨重的机器，彭德怀曾批评这种“抬轿子”的行军阵势，说这不是抬着“棺材”走路吗？哪像个打仗的样子！为此，湘江战役中一再贻误战机，造成部队本来可以避免或减少的严重损失。正是因为有湘江战役的沉痛教训，也使全党全军改变错误路线的要求更为强烈，这就为通道转兵、尔后遵义会议的召开奠定了有利基础。

在这样困难的情况下，为什么中央红军还能冲破敌人的封锁线，取得突破湘江封锁线的胜利呢？这需要做一些具体分析。我认为，以下几个方面的因素是很重要的：

一、实际而具体的作战指挥权，很大程度上掌握在朱德、周恩来等熟悉和了解情况的同志手中。

在湘江战役开始前，1934年11月17日以军委主席、副主席名义发布的命令，就是由朱德、周恩来、王稼祥三人签署的。11月21日发给各部队的关于向全州、兴安西北进军的命令，署名为朱德。11月25日党中央和总政治部发出“突破敌人之第四道封锁线，并渡过湘江”的作战命令后，朱德也于当天17时给各军团领导人发出关于向全州、兴安西北地域进军的命令。随后，12月1日发给各部队的关于渡过湘江进到西延（即广西资源县）地域的部署命令，也是朱德签署的。湘江战役期间的这些正确的作战部署，为实现湘江战役的战略目标，提供了重要保证。

二、部队的思想政治工作，保证了红军队伍的战斗力。

还在1929年12月通过的古田会议决议，红军就强调思想政治工作的重要性。在湘江战役最关键的时刻，在1934年12月1日三时半由中共中央局、中革军委、总政治部发给各部队的急电中指出，因战斗关系到今后的前途，“我一、三军团首长及其政治部，应连夜派遣政工人员分入到各连队去进行战斗鼓动，要动员全体指战员认识今日作战的意义。”明确提出当天的作战口号，这就是：“打退敌人占领的地方，消灭敌人进攻的部队，开辟西进的道路，保证我野战军全部突过封锁线，应是今日作战的基本口号”。

时任红5师师长李天佑在回忆湘江战役时指出：我们是红军，是打不散、攻不垮的。我们的战士在“只要有一个人，就不能让敌人到新圩”这个铁的意志下团结得更紧。指挥员伤亡了有人自动代理，带伤坚持战斗的同志越来越多。我们以拼死的战斗，坚持着更险恶的局面，阵地仍然是我们的。敌人被拦在这几平方公里的山头面前，不能前进！红军指战员铁的意志的培养和铸造，很大程度上就是通过艰苦细致的思想政治工作来实现的。这也正是红军的政治优势。指战员们知道他们是为谁而战，知道他们是为天下的穷苦百姓打天下。为了民族的独立解放和人民的幸福，他们甘愿牺牲自己的一切。遵义会议后担任中国工农红军总政治部宣传部部长的陆定一曾指出：湘江封锁线的突破，全靠了红军指战员的英勇。当时一旦发生溃散，就可能遭致全军覆没。但是，红军宁可整个连队牺牲决而不溃散。最后终于在广西敌军的背后打开了一个口子，冲了过去。这就是共产党领导下用正确思想武装起来的人民军队。

三、党的组织和广大的党员干部发挥了重要作用。

1935年12月27日，毛泽东在《论反对日本帝国主义的策略》一文中讲到中央红军的长征时，指出：“长征是以我们胜利、敌人失败的结果而告结束。谁使长征胜利的呢？是共产党。没有共产党，这样的长征是不可能设想的。中国共产党，它的领导机关，它的干部，它的党员，是不怕任何艰难困苦的。谁怀疑我们领导革命战争的能力，谁就会陷进机会主义的泥坑里去。”当时红军中党员占有相当比例。以红1军团为例，据1933年9月周恩来作战笔记记载，全军团24，656人，党、团员占部队总人数的53%。

红军长征前的1934年8月，统计红1军团人数为19，813人。其中仍有相当比例的党员。这些党员干部在湘江战役中身先士卒，据不完全统计，仅牺牲的营以上干部就有10多人。他们是：

黄冕昌，广西凤山人，1901年生，时任第3军团第5师第14团团长。

沈述清，湖南益阳人，生年不详，时任第3军团第4师第10团团长。

杜中美，陕西兴平人，1899年生，时任第3军团第4师参谋长。

胡震（胡濬），湖南宁乡人，1901年生，时任第3军团第5师参谋长。

易荡平，湖南浏阳人，生年不详，时任第1军团第2师第5团政治委员。

彭文光，藉贯和生年不详，时任第1军团第2师管理科科长。

陈树湘，湖南长沙人，1905年，时任第5军团第34师师长。

程翠霖（林），湖北阳新县人，1907年生，时任第5军团第34师政治委员。

袁良慧（惠），河南济源人，1907年生，时任第5军团第34师参谋长（前）。

王光道，藉贯和生年不详，时任第5军团第34师参谋长（后）。

蔡中，湖南攸县人，生年不详，时任第5军团第34师政治部主任（后）兼102团政委。

侯中辉，藉贯和生年不详，时任第5军团第34师100团政委。

苏达清，藉贯和生年不详，时任第5军团第34师101团团长。

彭竹峰，藉贯和生年不详，时任第5军团第34师101团政委。

梅林，藉贯和生年不详，时任第5军团第34师102团团长(前)。

周子安，湖南宝庆人，1908年生，时任第5军团第34师第102团团长（后）。

侯德奎，籍贯、生年不详，时任红34师第100团第2营营长。

胡文轩，籍贯、生年不详，时任红34师第100团第3营政治委员。

这些干部大多青壮年，有的牺牲时才26岁。他们满怀青春热血，在危急关头冲锋陷阵，壮烈献身，不愧烈士英名。永远值得我们后人敬仰、怀念。

更多的是没有留下姓名的红军烈士。红15团政委罗元发回忆说：“战斗进行到第3天，部队伤亡更大了”。“全团干部战士伤亡过半……有的连队只剩下十几个人，战士们仍坚守着阵地。营长负伤连长主动代理，连长伤亡排长代理，阵地却一直坚如磐石，矗立在敌人面前”。这是一支有着崇高理想信仰和奋斗目标的军队。

四、人民群众对子弟兵的拥护和支持。

红军是中国共产党领导的执行政治任务的武装集团。红军以自己的实际行动证明自己是人民的子弟兵。在湘江战役中，红军得到人民群众很多的帮助。人民群众拥护、热爱红军。湘江战役中，红34师第100团团长韩伟和第3营政委胡文轩在突围中被敌人打散。两人遍体鳞伤，又饥又渴。突围后，他们遇到了广西兴安县漠川乡协兴村王家自然村的郎中王本森。王本森把他们带到山上岩洞里隐藏起来，留下干粮供他们充饥。晚上王本森带着儿子上山，要把韩伟和胡文轩接回家。但韩伟和胡文轩却不愿让王本森被反动民团发现受连累，所以只要求给换两套衣服好化装逃走。王本森见红军身体虚弱，坚持要把韩伟、胡文轩接回家疗养。王本森把红军藏在家中的红薯地窖中，采来草药为他们治疗伤口，还东借西凑借粮食给红军吃。直到韩伟、胡文轩养好伤，王本森给他们准备了干粮并亲自送他们上路。这个例子，生动地反映了红军和人民群众的鱼水深情。人民群众冒着生命危险帮助红军。红军正是因为有人民群众的支持帮助，才得以发展壮大。

湘江之战中，广大红军指战员奋不顾身、前仆后继，有如红色铁流，势不可挡，是因为他们是中国共产党领导的人民军队，他们接受党的教育和领导，有着的坚定的理想信念，有着革命必然胜利的信心；有着为革命胜利不怕任何艰难险阻，不惜献出自己的鲜血和生命的决心；有着顾全大局、一切行动听指挥，严守纪律、紧密团结的精神；有着相信和依靠人民群众，同人民群众生死相依、患难与共、血肉相连的传统。

湘江战役体现出来的红军精神、长征精神，也是中国共产党和人民军队的优良传统和作风，是中国共产党人世界观、人生观、价值观的全面展示，也是中华民族传统美德的继承和发扬，是中华民族宝贵的精神财富。我们永远缅怀革命先烈，铭记他们的无私奉献和英勇奋斗精神。

在新的历史条件下，我们要学习和宣传红军长征胜利的生动历史和英雄壮举，学习和宣传伟大的长征精神，弘扬民族精神和时代精神，牢固树立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同时，学习和宣传红军在中国共产党领导下艰苦卓绝的光辉历程，研究和宣传长征在中国革命史和人民解放军历史上的重要地位，总结红军长征胜利的历史经验。在党中央的正确领导下，为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宏伟目标而奋斗。    

  作者：李蓉       中共中央党史研究室第一研究部巡视员、研究员

  转自《湘江丰碑--纪念中央红军突破湘江80周年研讨会文集》，广西人民出版社，2015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