悲壮的征程  胜利的起点

-------《红三十四师浴血奋战湘江之侧》解读

《红三十四师浴血奋战湘江之侧》是我的父亲韩伟将军为纪念红军长征胜利50周年，于1986年写成的。该文收录于《中国人民解放军历史资料丛书》（以下简称丛书） —— 《红军长征·回忆史料》（以下简称史料）第1卷。

我还清楚地记得，那年春天的一个中午，我从总参军务部下班回到家中，去叫父亲午餐。只见他端坐在客厅的沙发上，两眼直视，眼神中透着悲痛和哀伤，棱角分明的双唇紧闭，嘴角上挂着刚毅和不屈。我心里一惊，忙进里屋问妈妈是怎么回事。妈妈告诉我：上午来了两位负责编撰红军长征史料的同志，请你爸爸写一篇关于红34师在湘江战役的回忆文章。

原来，这是中央军委在建军60周年之际决定编撰的一套完整反映中国人民解放军建军历程的特大型史料丛书，其工程十分浩大。两位编辑同志这并不过分的要求，却使年已八十的父亲两顿饭颗粒未进。他伤心，他悲痛，他激动，他自豪——为他那些牺牲了的战友们所创立的历史功勋而自豪。

半年后，这篇回忆文章写成了。其间，爸爸经历了怎样的痛苦，怎样的纠结我并不知道。只记得收到文章已被录用的通知那天是建军节，在全家每年一度的聚餐时，父亲突然冒出了一句话：“我死了以后把骨灰放到闽西去。我和爱人不约而同地说，爸爸，您别瞎想了！

1992年，父亲去世了。我和爱人张微微遵照他临终前的遗愿将骨灰送回到他带领几千闽西子弟长征的出发地——闽西龙岩。途经福州，当我和爱人捧着父亲的骨灰盒走下飞机时，看到当时还健在的“闽西两老”魏金水和伍洪祥以及诸多我知名和不知名的伯伯、叔叔来接父亲了，我感动的眼泪一下子像任性的孩子那样流了下来——这就是战友情啊！

还记得骨灰安放的那天，闽西的四月濛濛细雨，当我来到闽西革命公墓时，我又一次吃惊了：上百位老人聚集在骨灰堂外的台阶上。邱副书记告诉我，这些老同志和老人家，他们是来给韩老这个“扩红团长”送行的。说“韩团长”带出去的几千闽西子弟兵都牺牲了，如今他以自己的骨灰来告慰他那些战友的父老乡亲啦，我们来看看他，也给他送送行……。蓦地，我想起，有一次我陪父亲去看望时任民政部长的程子华伯伯。民政部一位主管优抚工作的司长也如约来到，谈话开门见山：韩老，您要求给红34师6000官兵追认烈士，可是按规定……，爸爸拍着桌子站了起来：34师只剩了我一个团以上干部，我上哪儿去找证明人……！？

是啊，红34师那6000闽西子弟兵在哪里呢？他们的师长在哪里呢？

二十多年来我们追寻着父亲的足迹和思绪，从文家市到三湾，从井冈山到龙岩再到湘江畔，查阅了许多史料，慢慢解读着这篇饱含悲壮和期望的文章。

关于闽西子弟兵组成的3个红34师

闽西这片红土地曾走出了十万红军，活到新中国诞生的老红军却不足千人，“十之九九”都为新中国捐躯了，在册的烈士不足两万。据统计，有两万多闽西家庭绝了后……。难怪胡锦涛主席说，闽西老区人民为中国革命付出了巨大牺牲，做出了重大的贡献。在闽西上杭才溪乡纪念馆中，陈列着毛主席的《才溪乡调查》一文，才溪是将军乡啊，当年“扩红”数千青少壮年男子参加了红军，但也仅仅是活下来了刘忠将军等“九军十八师”，总共不足50人。按现在的话说：人力资源都枯竭了，解放后毛主席为才溪乡亲书了“光荣亭”。纪念馆中还陈列着1931年时任红34师100团团长韩伟、政委罗震霆写给地方政府的扩红介绍信原件。我查阅了《丛书》“组织沿革.序列表”和“组织沿革.大事记”才弄清了“三个红三十四师”的由来。

1930年10月，红军第12军根据红军第1军团总指挥部的通令进行整编。红军第12军第1、第2纵队和军教导大队分别整编为第34师、第35师、第36师。其中红34师有相当成分是由闽西红军几经整编、改编、扩编而来。此为第一个红34师。

1931年10月时，红一方面军整编，整编后红1军团辖第3、第4、第12军。其中红4军第12师是由红12军原34师调归、改称而来，闽西红军“新编第12军”缩编为红12军第34师，此为第二个红34师。

1933年3月，根据中革军委决定，将福建红军独立第7、第8、第9、第10师合编为第55、第56师，并组建红军第19军，叶剑英兼任军长、杨尚昆兼任政委，由东南战区指挥部指挥。1933年6月，红1方面军根据中革军委指示，按照新编制进行整编：取消军一级机构，师以下部队逐级缩编。红19军奉命缩编为红34师。这就是主要由闽西红军组成、在中央红军长征中担任全军总后卫的第三个红34师。

第三个红34师于1933年6月组建后，归福建军区指挥，同年10月28日，中央红军决定组建红军第7军团，即后来的北上抗日先遣队，军团长寻淮洲、政委乐少华、参谋长粟裕、政治部主任刘英，红34师调归红7军团。至当年12月，红34师又奉命调归红5军团建制。几经转隶，红34师始终无条件地坚决执行中革军委的命令，一切服从全局。湘江战役时，红5军团辖红34师和红13师。其中的红34师是配备了大功率电台（当时的12个作战师中大部分没有大功率电台）的中央红军少数几个主力师之一。

湘江战役中朱德总司令为指挥作战与各军团和纵队有大量往来电报，这种向下一级的指挥电报较为多见，而越过军团，向下两级直接给师的指挥电报较少。其中，在中央纵队过湘江最关键的12月1日凌晨5时，朱总司令直接发给陈树湘、程翠林（简称陈、程）的“万万火急”电报要求他们：“……在这种情况下，应最坚决的作战，直至最后一个战斗员止……”；而同日14时，朱总司令给陈、程的“万万火急”电报除向红34师通报敌情并指示作战方向外还明确命令：“……三十四师受军委直接指挥……”。到12月3日，中央纵队已全部过湘江，总后卫的红34师已处于中央军、桂军的包围之中时，朱总司令又以“万万火急”电令陈、程：“……归还主力如时间上已不可能……你们必须准备在不能与主力会合时要有一时期发展游击战争的决心和部署……”。

从这些电报中可以清楚地看出中革军委对担任全军总后卫的红34师的高度信任和关注。而正如朱总司令电报中所要求的，红34师在完成了湘江战役中掩护全军的任务后突围，尽管全师包括师长、政委的六千余红军将士壮烈牺牲，但根据《丛书》《组织沿革·大事记》记载，红34师仍有部分人员在参谋长王光道率领下突围后返回了湘南，与湘南红军独立大队会合，在宜章等地开展游击战争，建立了游击根据地，最终完成了中革军委赋予这支英雄部队的历史使命。

尽管这支部队的番号从此从红军组织序列中消失了，但“中国工农红军第三十四师”的军旗将会永远飘扬在闽西和湘江畔这片红土地上。

2009年，湘江战役过去75周年的日子，我遵照父亲的遗愿在湘江畔为红34师牺牲的6000将士立了一块“无字碑”。碑面上，我几经反复，始终不曾找到适当的言词来祭奠他们，最后只好在基座上刻下了：你们的姓名无人知晓 你们的功勋永世长存——为掩护党中央、中革军委和主力红军在湘江战役中牺牲的红三十四师六千闽西红军将士永垂不朽。

关于陈树湘和韩伟

七十九年后（编者注：指2013年）的端午节，我终于找到了陈树湘师长失去了头颅的遗骸。

他被当地百姓趁黑夜埋在了潇水堤岸的斜坡上，当地党委和政府于近年为他立了碑。我们肃立在他的碑前，泪水止不住淌了下来……。我们摆上两盆鲜花、从北京带来的红星二锅头、从闽西带来的点心，微微的一声“大爹爹，我们来看你了……”，叫人撕心裂肺。明年，他牺牲80周年的纪念日时，这里将会有一尊陈伯伯的石雕和一面红三十四师的石制军旗永远伴随他。那是我们，他的“后代”为他敬立的。

湘江战役时，陈树湘任红34师师长，韩伟任100团团长。他们相识于1927年毛泽东同志领导的秋收起义中。当时二人同在国民革命军第二方面军总指挥部警卫团（即武昌国民政府警卫团）第3营第9连担任排长，陈树湘是二排长，韩伟是一排长，参加了三湾改编和井冈山斗争。在一年多的井冈山斗争中二人分别多次负伤，并分别升任红4军31团的副连长。1929年二人又随毛泽东、朱德、陈毅率领的红4军进军赣南闽西，并先后担负过毛泽东、朱德、陈毅等前委领导的警卫工作（韩伟1929年任红4军前委混成大队副大队长兼警卫排长；陈树湘1930年任红4军军部特务大队大队长），此后二人又长期在闽西并肩战斗，结下了深厚的战斗友谊。1932年，陈树湘（独立第7师）、韩伟（独立第8师）同在闽西军区担任师长，1933年3月韩伟（红55师），陈树湘（红56师）同在红19军担任师长。1933年6月红19军缩编时，韩伟（100团）、陈树湘（101团）又同在红34师担任团长。长征开始前，红34师师长彭绍辉同志调任，在由谁来接任师长一职时，二人还曾互相推让。他们在分别担任独立第7、第8师师长时还有过一段比武的佳话：1932年福建军区组织了一场部队大比武，两位师长最先出场，跳远，陈树湘远了一脚，跳高，韩伟高了一竿，投弹、越野、长短枪、机枪射击……最后总裁判宣布：并列第一，两人都会心地笑了，共同从军区政委谭震林同志手中接过了优胜奖旗。

父亲在多篇回忆文章中提起陈树湘，可是，陈树湘的“家”在哪里？他还有后人吗？他长的什么样？多年寻访下来，还是毛泽民烈士的外孙耘山为我们找到了他的家乡，找到了他入团、入党的地方，长沙清水塘。他不仅没有后人，连侄儿、侄女、外甥男女也没有了。更让人心酸的是，他留下的唯一一张像是根据我父亲口述的一张素描画……。于是，我请著名军旅雕塑家刘林大师为他塑了像，两个造型（标准像和战斗像）、六尊铜像（标准像和战斗像各三尊）。三尊标准像，一尊被他的故乡长沙博物馆收藏，回到了他童年和青少年时代生活、（还有三尊战斗像）战斗的地方；另一尊我赠给了他1930年带过的红4军特务大队——如今的某部红3连，这个英雄连队曾走出了罗荣桓、张宗逊、谭希林、韩伟等一批将帅。连队的官兵们把他当成了自己的亲人，四时祭祀，新兵入伍都会在他的像前宣誓，要像他那样“为苏维埃新中国流尽最后一滴血”！还有一尊安放在我们家中，与我父亲的像肩并肩，就像他们当年一起战斗的岁月那样。

陈树湘年长韩伟一岁，在那个血与火的年代里，他们多少次协同作战，相互支援，他们在上级面前为自己率领的部队争任务、争荣誉，唯独不为自己争职务。在湘江战役中他们生死与共，在共同完成了掩护党中央、中革军委和主力红军抢渡湘江的任务后，他们又把生的希望让给战友，把死的威胁留给自己。在红34师（尚有五、六百人）冲出敌人合围向湘南转移的危机关头，陈树湘命令韩伟率师主力继续突围，自己率101团余部百余人做最后的掩护。韩伟第一次拒绝了师长的命令。他说，“你是师长，只要你还在、这个师就在，我带100团（尚余150余人）掩护，你率领师主力赶快突围到湘南去。

两位生死战友就这样诀别了。

韩伟在率部完成掩护师主力突围任务后，原本近两千人的大团仅余30多人。面对漫山的敌人，他命令战士们分散突围，自己率五名干部将敌人引到崖边，最后六人就从都庞岭宝界山的大山上跳了下去。三人牺牲，其余三人被当地老乡救护，两人活到了全国解放。

陈树湘在部队返回湖南后的突围作战中腹部受伤，命令师参谋长王光道率领部队继续突围，自己仅带两名警卫员掩护。子弹全部打光后，陈树湘落入敌手。为了邀赏，敌人用担架抬着他欲送往省城。1934年12月18日晚上，他们走到湖南道县驷马桥，夜宿祠堂。第二天清晨，敌人发现陈树湘已经死亡。原来陈师长为了不让敌人的如意算盘得逞，趁敌不备时从伤口处绞断肠子壮烈牺牲。敌人不甘心，又残忍地砍下了他的头，先在道县城门上示众，而后又送往长沙。他怒瞪双眼的头被悬于长沙城小吴门外，俯视着清水塘，在那里，他在毛泽东的教诲下加入了中国社会主义青年团，加入了中国共产党，在那里他为苏维埃新中国流尽了最后一滴血。这悲壮的一幕怎不让人潸然泪下？

陈树湘烈士战斗中形象的三尊铜像，我把他们赠给闽西革命历史博物馆和广西兴安湘江战役纪念馆，还有一尊将伫立在他曾经战斗过的“开国大典红一师”的师史馆里。他那圆睁双眼、怒吼着冲向敌群的铮铮铁骨形象将会永远留在人们心中。

关于湘江战役

近年来，有关湘江战役的文字和影视时有出现，尽管描述的角度、人物和事件各有不同，但大多讲述了这段历史的惨烈和悲壮。湘江战役是长征中规模最大的一场战役，双方参战兵力超过三十万。国民党军分为五路，其中第三路是中央军周浑元部4个师，是紧随中央红军后尾的“追剿军”。中央军是蒋介石的嫡系，战斗力强，执行命令坚决，决无为红军“让路”之举。在刘伯承参谋长亲自指挥红34师和红17、18团在渡头、土地圩地区歼灭其一部后，方与中央红军脱离接触，拉开了一段距离，从而为中革军委在湖南道县部署湘江战役争得了两、三天的时间，这场战斗也可以说是湘江战役的直接前奏。

1934年12月1日凌晨3时半，中央机关和中革军委准备渡江，中革军委、总政治部的电报中说：“……全体指战员要认识今日作战的意义，我们不为胜利者，即为战败者，胜负关系全局。”

要全面、客观地展现这段“关系全局”的历史绝非易事。

在湘江战役中担任红1师师长的李聚奎上将在回忆文章《突破四道封锁线》（载于史料第1卷）中写道：

……两军在湘江血战就势不可免了。

这是一场关系党中央安危的战斗！

这是一场关系中央红军生死存亡的战斗！

在湘江战役中担任红5军团参谋长的刘伯承元帅在《回顾长征》中（载于史料第1卷）写道：……广大干部眼看反第五次“围剿”以来叠次失利，觉悟到这是排斥了毛泽东同志正确路线，贯彻执行了错误路线所致，部队中明显地滋长了怀疑不满和积极要求改变领导的情绪。这种情绪，随着我军的失利，日益显著，湘江战役，达到了顶点。……正是在这危机关头，毛主席挽救了红军。……中央政治局在黎平召开了会议……，1935年1月强渡乌江，打下了遵义城……召开了扩大的中央政治局会议。从这一份电报和两篇回忆文章中即可想见湘江战役之重了。

毛泽东主席曾经指出：“……长征是以我们胜利敌人失败的结果而告结束。”

从中央苏区反第五次“围剿”失败被迫开始长征，到长征的胜利结束，反败为胜的转折点无疑是遵义会议。但遵义会议召开的起因恰恰是湘江战役中中央红军所遭受的惨重损失。

无论湘江战役在我党我军历史上的地位如何，党史、军史专家如何评价他，有两点是不可否认的。

（一）在党和军队遭受“左”倾教条主义和逃跑主义错误战略指导的情况下，中央红军仍以自己英勇顽强的血战，抗击了数万追敌，突破了20万重兵布防的“第四道封锁线”。彻底打破了蒋介石欲将中共中央、中革军委和中央红军消灭在湘江以东的战略企图。

（二）数万红军将士在湘江战役中用鲜血和生命宣告了“左”倾教条主义的失败和破产，以悲壮的代价直接促成了遵义会议的召开。湘江战役，长征走向胜利的起点。

是否多余的话

几次落笔，不知这篇文章到底要说些什么？很长一个时期总是有人说，湘江战役是一场败仗，红34师是几乎全军覆灭了，成了文学创作的“禁区”。有些人片面地解读历史，说国民党军有意放红军西去，甚至有些人在以“讲故事”的形式编造历史！这是史实吗？我说:不！我近乎完整地找回了那段历史，这段历史是苦难的，但她的结局是辉煌的，尽管又经历了近十年的探索，在党的第七次代表大会上才终于将全党统一到毛泽东思想的正确道路上来。

我为红三十四师六千将士立了碑，为陈树湘烈士塑了像，我追寻先辈的足迹走到了潇、湘水边……。陈树湘大爹爹（我们全家，我爱人和儿子，已经决定这样称呼他了）英灵九泉之下应安息了吧？陈树湘、程翠林、蔡中、袁良惠、王光道、苏达清、彭竹峰、梅林、吕官印……六千没有子嗣的红军将士该安息了吧？我想，我就是你们的儿子，我们就是你们的后代，我们还要把你们的信仰、把你们“为苏维埃新中国流尽最后一滴血”的精神传给下一代。

但仅仅如此，仅仅做了这些，几十万红军先烈的英灵，他们能安息吗？

以史为鉴，牢记过去，珍惜今天，面向未来，我们还要继续奋斗。

作者：韩京京     中央红军红34师100团团长韩伟将军之子，曾在总参军务部，总参装备部，中国驻外大使馆任职，现已退休。本文主要参考资料为《中国人民解放军历史资料丛书》等。

       转自  《湘江丰碑--纪念中央红军突破湘江80周年研讨会文集》，广西人民出版社，2015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