八路军桂林办事处的建立及其主要活动 

八路军桂林办事处（1938.11-1941.1),是我党设于国民党统治区的一个公开合法的军事机关。在这两年多的时间里，它为贯彻党的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方针政策，领导桂林抗日救亡文化运动，领导广西地下党和联络华南以及南洋各地下党组织，筹运军需物资，输送过往人员，做了大量卓有成效的工作，立下了不可磨灭的功绩。

一、建立经过

1936年12月，西安事变和平解决，蒋介石被迫接受中国共产党关于“停止内战，一致抗日”的主张。1937年2月至7月，经过国共两党一系列的谈判，实现了第二次国共合作。1937年8月，中国工农红军改编为国民革命军第八路军（9月改称第十八集团军）。10月，湘、赣、闽、粤、浙、鄂、豫、皖8省边界13个地区的红军游击队，改编为国民革命军新编第四军。在这前后，中国共产党在国民党统治区的西安、南京、武汉、太原、长沙、重庆、桂林、兰州、迪化（今乌鲁木齐）等地公开设立八路军办事处，在广州等地设立八路军通讯处。

八路军桂林办事处（以下简称桂林八办）的建立，有一个过程。1938年8、9月间，中共中央长江局负责人周恩来、董必武、叶剑英等同志，分析了当时的形势，估计不久武汉可能失守，即研究决定，在重庆、桂林建立八路军办事处，并派武汉八路军办事处副官刘恕偕党外友好人士熊子民到桂林进行筹备工作。刘恕等到桂林后，即租用桂北路138号“万祥醩坊”黄旷达的一幢两层楼房作为办事处的办公用房，在城北郊外的灵川县路莫村和金家村，租用了几间农民房屋作为机要电台、仓库、接待过往人员和转运物资的驻地。

1938年10月25日，周恩来率邱南章等最后撤离武汉的途中，和郭沫若以及陈诚、白崇禧同行。周恩来同志对白谈论了国共合作和抗日战争的战略战术问题。当谈到我党要在桂林设立八路军办事处，请白支持时，白当即表示同意。这样，双方就我党在桂林建立办事处的问题实际上达成了口头协议。

武汉沦陷前夕，八路军武汉办事处人员分两路撤退。一路由钱之光负责，随董必武到重庆建立办事处，一路由李克农带领，到桂林建立办事处。由李克农带领的队伍，于10月22日在武汉乘新升隆号轮船南撤，同行的有钱瑛、夏之栩、王炳南、吴志坚、龙飞虎、刘九洲等。当轮船行到湖北嘉渔县燕子窝时，被日机炸沉。李克农、夏之栩等在这之前中途上岸幸得脱险，继续前进，辗转经长沙、衡阳，于11月中旬到达桂林，正式建立了八路军桂林办事处，并开展工作。

在此之前，桂林办事处称新四军驻桂林办事处（通讯处）,处长吴奚如。李克农率大批人员来到以后，即统称八路军桂林办事处。对外称国民革命军第十八集团军驻桂林办事处，又称第十八集团军桂林通讯处。吴奚如于1939年初调离。据1939年1月16日中共中央南方局致中央书记处电：“南方局设重庆，桂林设办事处，联络湘、赣、粤、桂及香港输运”，因此，对内它又是中共中央南方局的一个派出机构

二、主要任务及活动

(一）开展统一战线工作

早在抗日战争全面爆发之前，我党为了实现团结抗日，曾陆续派干部到广西对新桂系进行统战工作。八路军桂林办事处成立后，利用合法地位通过以下各个方面，继续广泛开展了对新桂系、民主进步人士以及各阶层群众的统战工作。

第一，做桂系首脑的工作。以李宗仁、白崇禧、黄旭初为首脑的新桂系，是我党对地方实力派进行统战工作的重点对象。公开做桂系首脑人物统战工作的主要是周恩来、叶剑英、李克农等领导同志。桂林八办建立后，周恩来同志曾3次来到桂林。1938年12月初，他第一次到桂林时，到办事处听取汇报工作，并作具体指示；曾同郭沫若一起会见了白崇禧，和白谈了要在桂林复刊《救亡日报》的问题。白对此表示欢迎。12月8日应邀出席在大华饭店举行的国际反侵略运动大会广西分会桂林支会筹备会，在会上作了抗日形势的讲演。1939年2月中旬，周恩来从重庆同叶挺赴皖南新四军途中，第二次抵桂林。他这次在桂林，对八办党的工作作了指示，开展了广泛频繁的统战活动。他应国民党政府军委会桂林行营主任白崇禧的邀请，出席了于2月16日举行的军委会军训部成立周年纪念大会，在会上发表了演说，宣传毛泽东《论持久战》的战略思想，号召不但要造成“今天”的全国抗战，而且还要准备着“明天”的胜利决战。当晚，出席了白崇禧的招待宴会，会后，又到办事处路莫村向全体干部做了一次形势报告，到会的还有一些文化单位党员干部共200余人。4月中旬（约15日）,周恩来从皖南启程返回重庆，于4月下旬(约28、29日）第三次抵桂林。他这次在桂林期间，应邀出席了桂林文化界在大华饭店举行的欢迎宴会，会见了各界人士，会后，广泛接触各阶层爱国人士。5月3日，周恩来接见《救亡日报》记者，畅谈“五四”运动重大意义，号召青年发扬“五四”精神，坚持抗战，并表彰浙江妇女营渡过钱塘江奋勇杀敌的创举。周恩来同志还亲自到东江镇小学看望新安旅行团的小团员，给他们很大的鼓舞。

当年，叶剑英也多次来桂林。在桂林期间他利用各种机会进行统战活动。1939年元月下旬，叶剑英应邀到广西学生军第二团向官兵们作了《现阶段的游击战与正规战》的演讲。5月21日，应广西省主席黄旭初的邀请，由白崇禧陪同到广西地方建设干部学校作《当前战局之特点》的演讲。28日又应邀到乐群路李子园储才学校，向各界人士和爱国群众作《积小胜为大胜》的演讲。30日，《救亡日报》发表了这篇演讲的全文。

周恩来、叶剑英的上述活动，对坚定桂林各界团结抗战争取胜利的信心，对我党与广西统战关系的进一步建立和发展，起了决定性的作用。李克农也以公开合法的身份，经常与白崇禧、黄旭初等桂系上层人物接触，和他们交朋友，宣传我党统战的方针、政策。八办建立不久，李克农就会见了黄旭初。有一次在谈话间，黄问李克农广西有没有共产党，李答道：“有是有的，可是不会找你们的麻烦。若说没有共产党，那是骗你，我就是嘛！”。李向黄坦率地表明了我党在广西的活动，旨在支持广西团结抗战，不干涉广西的内部政务，不挖广西的墙脚。在我党统战政策的感召下，广西当局权衡利弊，表示愿意与我党合作。

第二，做国民党民主派的工作。李济深、李任仁、陈劭先、陈此生等国民党民主派和蒋介石有矛盾，在桂系中有广泛影响，拥护我党的抗日民族统一战线政策，坚持抗战，积极支持抗日民主救亡运动和抗日文化运动，我党始终和他们保持密切联系。我党南方局和桂林八办十分注重团结他们，并通过他们做桂系首脑人物和上层人物的工作。他们利用广西建设研究会、文化供应社等团体机构，与我党合作，在掩护我党的地下活动，保护共产党员和进步人士的安全，解决他们的工作和生活困难问题等方面，做了许多工作。皖南事变前，宋庆龄和爱国侨领陈嘉庚等募集的医药、器材及其它物资，要运往延安和皖南，但运到桂林后，需有国民政府军委会桂林办公厅的批条才能放行和转运。当时桂林行营办公厅主任李济深，在这方面给了许多方便。

第三，做民主人士和进步人士的工作。广州、武汉沦陷后，一大批党外民主人士和进步文化人士云集桂林，桂林八办也十分重视对这一部分人开展统战工作。李克农亲自抓这项工作，并通过文化界的党员负责干部去进行具体活动。在新闻界，主要是通过夏衍等去做工作。当时桂林新闻界，有两个不由桂系控制的机构，一是国民党中央社广西分社，二是新闻检查所。这两个机构及其负责入，都属CC系，对《救亡日报》负有严密监视的任务。在报纸方面，除了桂系的《广西日报》、中立的《大公报》之外，还有一张国民党军委会直属的以反共著名的《扫荡报》。夏衍对这些新闻单位的负责人，都分别做了工作，并且取得成效。直到皖南事变前夕《救亡日报》和《广西日报》之间，一直维持着友好关系，和中央社广西分社的关系也相处得较好，和《大公报》的关系更是“诚恳坦率”。就连《扫荡报》总编辑钟期森，也对夏衍表示“不会在版面上发表不利于团结的言论”，对《救亡日报》也表示友好。

桂林八办的统战活动在文化界也取得了成效。文化界的许多朋友都设法支持《救亡日报》。1939年春，夏衍写了剧本《一年间》，文化戏剧界的朋友立即发起为《救亡日报）筹募基金举行《一年间》的盛大公演。演出人员以广西当局办的国防艺术社的演员为基础，吸收抗敌演剧队的部分演员和戏剧界的一些其他演员参加，由广西大学的焦菊隐担任导演，孙思毅担任舞台监督，张云乔担任舞台设计，翁毅夫担任演出主任，欧阳予倩担任演出顾问。这次演出，体现了桂林文化界、戏剧界的团结，扩大了我党的政治影响。

第四，在学术团体和群众团体中进行活动。中国农村经济研究会，是一个进步学术团体，1933年在上海成立，1938年末从武汉迁来桂林后由千家驹主持会务，主编《中国农村》月刊。这个团体同我党保持着密切而友好的统战合作关系。有一次，周恩来经过桂林时，特地约千家驹和胡愈之个别谈话，恳切告诫千家驹：“不要太露锋芒，要隐蔽，保存实力，作长期打算。”1938年11月13日长沙大火后，徐特立从衡阳来到桂林，转往重庆。李克农要千家驹介绍徐特立去看黄旭初，作礼节性访问。千家驹约好后立即陪同徐特立赴访。

救国会是靠拢我党的进步组织，许多党内外知名人士如沈钧儒、胡愈之、张志让、张铁生、姜君辰、范长江、杨东莼、张友渔、陈此生、千家驹等，都是救国会的成员。所以，救国会在组织上虽然不很严密，但活动能量还是很大的。救国会成员在桂林聚会一般采取聚餐的方式，有一次聚会李克农亲自参加，并在会上转达了党中央的指示。当时桂林文化界比较活跃的知识分子，都与救国会有直接或间接的关系，我党通过救国会开展统战工作团结了各界人士。

妇女方面的统战工作也非常活跃。1939年7月1日，广西省新生活运动促进会妇女工作委员会在桂林成立，郭德洁任主任委员，但她和广西省桂林国民党党部办的妇女会有矛盾，手下又没有干部，只好依靠抗日积极分子。在八办领导下，桂林党组织利用此机会，派了一批共产党员到该会工作，担任了该会的各组组长，实际掌握了该会的领导权。我党充分利用这个合法组织，广泛开展统战活动，发展进步势力，争取中间势力，孤立反共顽固势力，动员广大妇女群众参加抗战工作。该会创办的《广西妇女》月刊，是一个综合性的妇女刊物，宣传科学社会主义，妇女解放理论和我党对妇女工作的方针、任务，成为我党对妇女群众进行统战工作、传播抗日救国、妇女解放思想的一个重要工具。

对宗教界的统战工作，也很有成效。耶稣教、天主教、教、伊斯兰教等宗教团体，不分信仰，积极参加抗日民族统一线，反对日军暴行。如广西伊斯兰教救国协会，训练回民青年参加抗战，出版抗战月刊《正义》，出版壁报，参加岩洞教育，组织回民救护队，成立回民收容所，发放账款救济难民。该会还通电声讨汪精卫叛国投敌罪行，并且得到全国响应。

广西地方建设干部学校，是广西当局为培养地方干部而举办的。省主席黄旭初兼任校长。但是由于缺乏办学人才，故提出聘请著名教育家杨东莼（中共秘密党员）任教育长。杨经请示李克农同意后，欣然应聘。杨向黄旭初提出要求：学校人事安排、教学内容、计划、方法均由教育长对校长负责，这样杨掌握了办学的实际领导权。与此同时，桂林八办和广西地下党抽调了40多名共产党员到该校担任各级领导职务，主持政工、教学等工作，并建立了两个党支部。由于共产党员和进步人士在该校起领导骨干作用，并参照延安抗大的办校方针，从而使该校办得很成功，当时被人们称为“南方抗大”。办学两年，不仅培养了大批干部，而且发展了一批共产党员，这对广西群众抗日救亡运动的开展，起到了重要的推动作用。

第五，通过我党在国民党党政军中任职的秘密党员进行活动。为了配合公开的统战工作，当时八办还通过在国民党党政军中任职的我党秘密党员和与我党有关系的人士，对桂系上层人物进行统战活动。如白崇禧的机要秘书、中共秘密党员谢和赓，在三青团广西支团部工作的我党秘密党员侯甸、周可传，国民党第四战区司令长官张发奎的秘书、我党秘密党员左洪涛，桂林行营参议刘仲容（与我党有密切联系）等，通过他们收集情况，听取个别汇报，研究对策。

由于我党统战工作的成功，从八办成立至皖南事变前的一段时间里，桂林的抗日救亡运动和抗日文化运动，出现了蓬勃发展的局面。

(二）领导桂林抗日救亡文化运动

1938年10月，广州、武汉沦陷以后，一批爱国民主人士和进步文化人士云集桂林。在桂林八办党组织的领导下，桂林抗日民主救亡运动和抗日文化运动蓬勃发展，形成了名闻中外的桂林文化城。桂林八办对运动的领导，主要采取以下三种方式。

一是通过公开宣传党的方针、政策和主张，从政治思想路线上实施领导。当时，凡是有关我党抗日救国的方针政策和主张，八路军、新四军在抗日战争中所取得的胜利及其所起的作用，八办都利用一切可能扩大宣传。这种宣传，主要是利用合法身份、合法场合、合法团体、合法机构，通过合法斗争，公开进行。周恩来、叶剑英、李克农等我党领导同志，以他们公开的合法身份，在出席各种招待会、宴会、群众集会中，利用这些合法讲坛，发表演说，宣传我党“坚持抗战，反对投降；坚持团结，反对分裂；坚持进步，反对倒退”的方针，宣传我党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政策，宣传国内外形势，阐明我党的原则立场。在桂林八办的领导下，新知书店、生活书店、读书出版社、文化供应社等出版机构，利用自己的合法性，出版发行马列著作和毛泽东的《论持久战》、《论新阶段》、《新民主主义论》，宣传马克思列宁主义和毛泽东关于持久战的战略思想。《救亡日报》，国际新闻社，通过发表社论、时论和消息，宣传我党的主张，阐明我党的立场、观点，报道解放区、敌后游击区八路军和新四军以及人民群众的抗战事迹。文艺界的共产党员作家和党外进步作家，通过办刊物，写文章，发表文艺作品，运用文艺武器，揭露国民党顽固派消极抗战、积极反共的阴谋，控诉日本帝国主义的暴行，大造团结抗战舆论。抗敌演剧队、抗敌宣传队、抗敌放影队、新安旅行团、孩子剧团、广州儿童剧团、厦门儿童剧团等党领导下的戏剧团队，运用各种艺术形式，演抗战戏剧，唱救亡歌曲，宣传抗日形势。

二是通过基层党组织，实施组织领导。当时桂林的党组织包括外来党组织和广西、桂林地方党组织两个系统。两个系统组织均属八办党组织领导，但相互间不发生横向关系。直属八办领导的基层党组织有《新华日报》桂林分馆、《救亡日报》社、新知书店、生活书店、读书出版社、生活教育社、国际新闻社、文化供应社、抗敌演剧第九队（后改剧宣五队）、桂林中山纪念学校、抗宣一队（后改剧宣七队）、新安旅行团、汉口基督教女青年会战时服务团、广西地方建设干部学校等单位共10多个支部。此外，与南方局领导的在广东的抗敌演剧第一队（后改剧宣四队）、在湖南的抗敌演剧第二队（后改剧宣九队）的党支部也有联系。八办党组织通过中共广西省工委领导的还有广西、桂林地方的基层党组织，共20多个支部。这些分布于新闻、出版、文艺团体、学校、工厂等单位的基层党组织，遵循党的路线、方针、政策，按照桂林八办和广西地下党的指示，在所在单位发挥领导骨干作用，并影响带动其他单位投入抗日救亡运动。

三是向一些进步团体和广西当局兴办的一些学术单位，秘密派进共产党员，掌握该团体单位的领导权。1939年10月成立的中华全国文艺界抗敌协会桂林分会，第一届理事中，就有共产党员夏衍、司马文森、周钢鸣等。往后各界理事也都有共产党员。文协桂林分会容纳了各党派各方面的作家，其中共产党员作家和与党保持联系的进步作家占了很大比例，掌握了该会的领导权，使该会成为党领导下的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群众文艺团体。该会组织作家深入生活，参加各种社会政治活动，召开各种座谈会和专题讨论会，开办文艺讲习班，开展保障作家创作自由和著作权益的“合法”斗争等各项活动，把一切愿意抗日的文艺工作者团结在抗日的旗帜下，使党在抗战时期关于文艺运动的路线、方针、政策得到贯彻执行，从而推动了桂林抗日文艺运动的发展，繁荣了文艺创作。广西建设研究会，是桂系的一个反蒋政治组织，李宗仁任会长，白崇禧、黄旭初任副会长。但主持日常会务的是李任仁、陈劲先。李、陈是广西政界前辈，深得李宗仁、白崇禧信任；同时又是国民党民主派，思想进步，同共产党保持友好关系。李克农趁该会招聘会员之机，派遣和引荐了胡愈之、杨东莼、邵荃麟、范长江、夏衍、张铁生、张锡昌、姜君辰、金仲华、李达、李四光、欧阳予倩、张志让、千家驹等党内外专家学者入会。胡愈之任该会文化部的副主任，千家驹任经济部的副主任。共产党员和进步人士，实际掌握了该会的领导权。他们利用这个团体的名义和自己作为会员的身份，办刊物，写文章，作报告，支持出版发行进步书刊和进步报纸，宣传团结抗日，团结各方人士。桂林文化供应社，是我党秘密党员胡愈之以救国会代表名义，同广西建设研究会合作办起来的。它名义上是广西当局办的出版发行机构，但其所用的干部大部分是李克农推荐的，因此实际上也是桂林八办领导的。由于桂林八办的领导，共产党员、进步人士在其中起了骨干作用，使该社出版发行了大量进步书籍，成为一个很有影响的进步出版发行机构。

(三）领导广西地下党，联络华南各省党组织

桂林八办在党内作为中共中央南方局的派出机关，根据党中央和南方局的指示，肩负着领导广西地下党和联络湘、赣、粤、香港、南洋党组织的重任。此项工作，由李克农抓总，做具体工作的还有曹瑛、夏之栩、沈毅然、何启君、龙潜等。

桂林八办建立以后，中共广西省工委机关从南宁迁到桂林，由桂林八办党组织直接领导。1939年2月，周恩来同志第二次来到桂林时，曾对广西地方党的工作作了重要指示。对组织工作，他说，当前要坚持执行隐蔽精干的政策，广西地方组织的工作应放在下层，不忙发展党员，工作重点是认真整顿好组织，建立短小精悍的领导机关。对宣传工作，他指出要注意宣传好毛泽东同志的《论持久战》和他最近发表的其它著作和演讲，同时，要结合具体情况，利用一切机会，采取一切办法，动员广大群众，投到抗日救亡运动中去。周恩来指示后，曹瑛立即向广西省工委代理书记陈岸、委员黄彰等传达，贯彻执行。1939年7月上旬，根据南方局指示撤销广西省工委，分设桂林、玉林、南宁3个特别支部，分别由陈岸、黄彰、黄书光任书记，由曹瑛直接联系，各特支也经常向桂林八办请示汇报工作。

桂林八办与各地联系的党组织和军事机关有：新四军军部、中共南方工作委员会、广东省委、江西省委、湖南省委、延安(党中央）、重庆（南方局）、韶关新四军通讯处、上饶新四军办事处、新四军平江留守处、八路军贵阳交通站等，以及东南亚、南洋一带的地下党组织。此外，桂林八办同闽粤边特委、中共香港市委、八路军香港交通站、湖南八路军通讯处、江西新四军留守处等，也有密切的联系。广东省委书记张文彬、湖南省委书记高文华，经常亲自到桂林八办商量工作。桂林八办与各地党组织的联系，主要是采取下面两种办法。

一是通过地下交通员联系。当时在桂林八办搞交通的有王华生、曾昌明、李沛群等。他们经常通过地下交通线，传递党内机密文件和情报。例如他们当年跑的交通路线有：桂林——梧州——台山——澳门——香港，香港——汕头——潮安——丰顺——兴宁——韶关——衡阳——桂林，桂林——广州湾（今湛江）——香港，桂林——镇南关（今友谊关）——河内——海防——香港等。通过这几条交通线把上海、香港市委给重庆南方局的机密文件带到桂林，然后由桂林八办转送南方局和延安党中央。又把党中央和南方局的指示，带到香港市委，由香港转送上海市委。1939年6月，发生“平江惨案”，湖南省委遭破坏，桂林八办及时向南方局汇报了事件情况，并负责安排从湖南撤退来桂林的党员。

二是通过电台联系。当年桂林八办设有公开的和秘密的两套电台，与各地进行通讯联络。1940年，根据中央指示，布置南方工作委员会、琼崖纵队、广西省工委、湖南省委、江西省委建立秘密电台。这使南委台与琼崖台，南委台与粤委台，琼崖台与延安台、重庆台之间都能直接联系。遵照南方局的指示，桂林八办还为这些电台培训了一批报务员。此外，桂林八办还为各地地下党装配了一批电台设备。

(四）筹运军需物资，输送过往人员

广州、武汉沦陷后，桂林成了抗日大后方的枢纽，西通云贵川陕，东达湘赣浙皖，南及广东、香港、越南、南洋，是我党连接海外，勾通内地，联系八路军、新四军的联络中心。当时我党我军从香港、南洋等地筹集的和华侨捐献的汽车、汽油、电信器材，医疗器材、药品、被服等军用物资，向国民党军需部门领取的军响、军需品，以及我党我军的过往人员及其家属，回国参加抗日的华侨，都要经过桂林八办转运和输送到延安、八路军和新四军驻地。为了完成这一任务，桂林八办设有交通运输科，在桂林市北郊路莫村设有转运站。

当时，八路军香港交通站廖承志、连贯等，在香港、南洋筹集的军需物资，由香港起航，经海运转越南河内，然后通过镇南关入境，辗转运抵桂林，再由桂林八办押运经贵阳，过重庆，运到延安。海外华侨捐赠支援八路军、新四军抗战的大批物资，也经八办转运。1939年5月至9月，桂林八办派交通科长邱南章、龙飞虎和财务科长殷承桢带领赖祖烈、吴宗汉、翁士福、钟隆秋、何玉梅、彭武华等，曾到越南海防接新加坡华侨捐赠的一批军需物资。这批物资从新加坡柔佛市起航，经南海到香港，转北部湾抵越南河内登陆，再经镇南关进入广西，经过桂南运到桂林八办路莫村转运站，而后转运到陕北，前后历时3个多月。运送这批物资的驾驶员都是侨胞，他们是随运送物资一道回国参加抗战的。随车回祖国参加抗战的还有20多名新加坡、马来亚、泰国、菲律宾等地的华侨，其中有几位女同胞。1939年10月，南美洲华侨捐赠的一批西药，香港司机组成的“回国华侨服务团第二团”，都是由桂林八办秘密交通员曾昌明从桂林送到八路军和新四军驻地的，总计八办转运的物资达100余辆汽车车次。

桂林八办还担负着接待和护送过往干部及其家属、要求去延安学习人员以及回国参加抗战的华侨的任务。周恩来、叶剑英、徐特立、博古、叶挺、袁国平、张鼎丞、胡乔木、聂洪钧、李涛、边章五、高文华、张文彬、王涛等都到过八办，并经由八办护送到各地。李克农的女儿李冰、张云逸的爱人和小孩、彭湃的儿子、何思敬的爱人王爱英和女儿何理良、韩托夫等不少干部，新加坡、印尼、南洋各地的华侨干部和回国参战的华侨青年，也都是由桂林八办输送到八路军、新四军。越南共产党领袖胡志明(当时化名胡光）,在八办住过大半年，秘密领导越南民族解放斗争。

桂林八办还担负着为八路军、新四军向国民党军需部门领取军响、物资的工作。当时能领到的物资不多，还往往遭到国民党军方的刁难。例如，1939年，龙潜带着李忠柏等到桂林郊区国民党军需仓库为新四军领取军毯。开始，仓库人员不承认有军用毯，经过桂林八办多方争取，终于领到了2万条美制军用毛毯。可是，驻桂林的国民党军需司又不准运走。经李克农指示，我方通过由下而上的统战工作，经过两天的婉转交涉，才得将这批军毯转运到新四军及延安。

三、被迫撤销

1940年4月，蒋介石下令撤销国民政府军事委员会桂林行营，改设国民政府军事委员会桂林办公厅（于1940年6月1日成立）。行营主任白崇禧调重庆，委派李济深为办公厅主任，并派蒋介石的亲信林尉为办公厅副主任。国民党中央势力加紧渗入广西，广西当局政治态度改变。

1940年11月，国民党军政部桂林办事处派人催逼八路军桂林办事处必须在本月19日前结束，并要八办先递自动呈请撤销公文。为此，李克农于同月12日致电请示南方局和党中央。13日，毛泽东复电，就此问题作了具体指示：第一，要向军政部桂林办事处申明，我皖南部队准备遵令北移，在实行北移前有事要做，暂难结束；第二，如彼方要马上结束，则请军政部来一正式公文。电文还说，我方作上述表示后，彼方如仍不答应，则让其封闭为有利。但我内部须准备安全撤退，以防万一。李克农接到此指示后，曾用朱德、彭德怀和周恩来、叶剑英的名义再电军政部桂林办事处要求缓撤，并与李济深疏通。但结果只是再准延长一个月。李济深与蒋介石有很深的矛盾，主张国共合作。他在任桂林办公厅主任期间，对桂林八办曾给予许多方便。但这时他也无能为力，他在给李克农的复电中说，获悉贵集团军桂林办事处奉令转饬结束，务希即通令新年终撤销。结束前如尚未运完，切勿再延。

1941年1月初，皖南事变发生。1月17日，国民政府军委会发布命令宣布新四军“叛变”，取销新四军番号。这时桂林局势十分紧张。在这种情况下，八路军桂林办事处已失存在之可能与意义，遂于1941年1月20日撤销。

八路军桂林办事处在两年多的时间里，在党中央、南方局的领导下，出色地完成了它的光荣使命，为抗日战争的胜利作出了重要贡献。

附：组织机构及人员

(一）桂林八办的机构设置和人员配备如下：

处长：吴奚如、李克农。

秘书长：龙潜

交际科：科长邱南章

交通运输科：科长先后为邱南章、龙飞虎、殷承桢。押运副官：吴宗汉、阳汉章、翁士福、李泽纯、何玉梅、彭武华、钟隆秋、廖其康等。

总务科：科长先后为许绍荣、马承德、陆 铨。

财务科：科长殷承帧，会计王 辉。

机要科：科长先后为童小鹏、李金德。

机要员：澎 健、朱 轩、袁开伦、邱 松、张德碧、张剑虹、易 浦、王 云、陈 宁、苏 东等。

电台：负责人申光，台长先后为郑执中、刘建辉、王清生、刘澄清。报务员：赖仰高、唐士吉、王励生、钟尚清、李 杨、马 绍、田宝洪、马锦帆、严成钦、康 瑛、肖 敏、刘成义、杨永贵、徐恢范、林胜文、魏佐坤、王 瑛、李润修等。

摇机班：杨忠长、郭 正、段清瑜、肖知甫、杨本初。

救亡室：主任先后为何启君、周书民、胡光（即胡志明）。

警卫通讯班：李金元、李重樊、冯元孝、刘九洲、马成骏、邹清华、李宗柏、贺元杰、鲜克德、李 波、韩 亮、胡湘杰、吴自立等。

坎事班：李克勤、蒋世年、王金大、王凤标、李国恩、朱慧等。

司机班：祝华、叶修清（华侨）、王应絮（华侨）、林群秀、姚进全（华侨）、田学文、马金城等。

新四军驻桂代表：肖正岗

(二）南方局桂林办事处

主任：李克农

党内组织分工：在李克农统一领导下，组织工作由石磊（曹瑛）负责，做这项工作的还有沈毅然、龙潜、夏之栩、何启君；交通工作由夏之栩负责，交通员有李沛群、王华生、曾昌明等；机关党总支书记先后为夏之栩、王梓木；机关党支部（城内）先后为马承德、沈毅然、李金德；机关党支部（城外）书记先后为殷承桢、方正。

作者：韦文华  冷德慧  苏上杰

转自 《中共广西地方历史专题研究》 

广西人民出版社  2001年9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