建国前中共桂林市地方组织概况

新民主主义革命时期，桂林是中国共产党活动的地区之一。早在大革命时期，桂林就建立了中国共产党的组织。1925年，五川运动和省港大罢工爆发，反帝怒潮席卷全国，桂林人民积极投入反帝斗争，工人、学生运动蓬勃兴起。在五川运动中，马列主义在桂林得到进一步传播，群众觉悟迅速提高，工人迫切要求组织起来，成立了各行业工会。1926年初，桂林籍中共党员李征凤受梧州党组织派遣，回到桂林活动。这是桂林出现的第一个中共党员。同年3月到7月，党员罗瑞成、胡佩文（女）、谢铁民、苏鸿基也相继由梧州回到桂林工作。李征凤等以个人身份加入国民党，在宣传国民革命、帮助发展国民党的同时，积极宣传马列主义，开展建党、建团工作，发展了一批中共党员和共青团员。7月下旬，桂林第一个党组织——中共桂林县支部建立。同时，共青团组织也在桂林建立起来。中共桂林支部在领导革命群众运动中不断发展壮大。这年冬，共青团梧州地委派杨秋人到桂林加强团的工作，团组织也得到迅速扩展。至1927年春，党支部党员增至约18名；团组织由1个支部发展到5个支部，共计有团员近40名，成立了共青团桂林地方执行委员会。

中共桂林县支部在大革命中，贯彻党的革命统一战线策略，密切同国民党左派合作，积极从事民众运动，全力宣传、组织民众参加国民革命，领导各群众组织开展反帝反封建斗争。桂林出现了轰轰烈烈的国民革命局面。

1927年“四·一二”反革命政变发生，国民党桂系当局伙同蒋介石叛变革命，在广西全省大肆“清党”反共。桂林县支部领导人李征凤及一批党、团骨干被捕牺牲，一些党、团员被迫离桂。夏，留桂党、团员在马谷珍、罗瑞成、杨秋人领导下，组成党团联合支部，继续活动。同年10月，在白色恐怖极端严重的情况下，党团联合支部遭破坏。1928年6月，中共广西特委在贵县召开扩大会议，决定按照中共广东省委部署，准备举行夏收(后改为秋收）暴动。会后，特委委员、桂林区巡视员李其实到桂林区指导工作，恢复党的组织。在一批团员转党的基础上，于同年8月，建立了中共桂林县临时委员会。县临委深入基层发动群众斗争，开展工农运动，吸收了一批新党员，发展了党的组织。至1928年冬，县临委下有1个区委、8个支部，共计有党员38名。由于梧州上级领导机关两次被破坏和李其实于年底离开了桂林，县临委失去了与上级的联系和指导，活动逐渐沉寂，于1929年春解体。

1936年，在民族危机深重，抗日救亡运动风起云涌的形势下，桂林重建了党的组织。这年9月，陶保桓、曾世钦、庞敦志3名党员在桂林组成中共桂林支部，积极开展抗日救亡群众工作。支部通过建立“抗日反法西斯同盟”作为外围组织，开展活动，发展党的组织，先后在广西大学文法学院（原广西省立师范专科学校）、桂林高中、桂林女中、桂林初中等校，发展了一批党员。11月，在西大文法学院发展的党员有10多名，原来的党小组改为支部。

同月，中共广西省代表大会在贵县召开，中共广西省工委成立。根据省党代会精神和省工委部署，为适应抗日救亡新形势的需要，加强党在城市的工作，12月在桂林支部基础上成立了中共桂林县委。随即在桂林女中、东江镇、省政府机关等单位相继建立了支部。县委成立后加强了对学生运动的领导，通过外围组织——抗日反法西斯同盟，团结进步青年并与破坏团结抗战的托派言行进行斗争，进一步开展援绥运动，发动青年学生请缨抗日，为实现抗战而斗争。通过办学习班（以学世界语名义）、读书会等方式，教育、培养了一批进步青年，为后来抗战期间党组织的发展打下了基础。至1937年6月，桂林县委下有8个支部，党员发展到60余名。

抗日战争爆发后，国共两党实现第二次合作。但是，国民党桂系当局对中共广西地方组织一直采取打击和镇压的政策。抗战期间，桂林党组织在艰难的条件下，坚持党的抗日民族统一战线政策，积极投入抗日民族解放斗争，在斗争中曲折发展。

1937年9月，中共桂林县委书记徐敬伍（徐劲）被叛徒出卖遭逮捕，县委另3名委员在当局借“王公度案”打击革命进步势力的情况下也分别受到迫害，致使县委领导机构解体。1938年1月，中共广西省工委指派凌建平到桂林重建党的领导机构，组建了中共桂林县工作委员会，下辖5个支部。上半年，县工委根据时局发展和上级的指示，领导各个支部通过各种合法团体、合法形式开展了一系列抗日救亡活动，推动了以学生运动为主的桂材的抗日救亡群众运动。在运动中发展了一批党员，党的组织重新得到壮大。8月，广西省工委对桂林党组织进行整顿。经逐级对党员进行审查，清除了个别不纯分子，淘汰了一些思想动摇、工作消极的党员。9月，领导机构改为中共桂林市工作委员会，所属原来5个支部调整为3个支部，共有党员约30名。

1938年10月，广州、武汉相继沦陷后，抗日战争逐渐进入相持阶段。由于日军停止正面战场的进攻，桂林相对稳定，许多国防机关，军需、民用企业，文化、教育事业单位迁移或设置于桂林；同时，桂林是广西的省会，地处湘桂线要冲，是西南同华南、华东、华中交通的枢纽，也是通往港、澳、南洋必经之地。因而桂林成为西南后方的一个重镇。由于蒋桂存在矛盾和广西三面临敌，广西当局为了保住广西的地盘，维护其统治地位，需要借助外来进步力量以抵制蒋系势力在广西扩张，需要动员民众以增强御敌力量。因此它表示了一定程度的开明态度，从而桂林的政治环境比国统区其他城市较为宽松。在这一特定历史条件下，桂林成为中国共产党在国民党统治区内进行抗战工作的重要阵地。同年11月，八路军桂林办事处在桂林建立，它对内一度是筹建中的中共中央南方局的办事机关。次年1月，南方局正式成立设于重庆，并决定在桂林设办事处之后桂林八办对内则为南方局桂林办事处（简称“桂办”）,李克农驻桂林负责“桂办”全面工作。广西地方党组织归属“桂办”领导。为了便于联系，广西省工委机关由南宁迁到桂林。随着桂林八办的建立，一批原来属武汉八办或直属长江局领导的新闻、出版单位，文艺宣传团、队，群众救亡团体以及一些负有特殊任务的中共党员，相继转移到桂林，其党的组织关系都是由“桂办”接受并直接管理，不与广西地方党组织发生关系。这样，在桂林的中共组织，就形成“本省组织”和“省外组织”两个系统。1938年冬至1939年春，由于形势发展及工作需要，除了省外组织有所增加（由外地转移来和在桂林新建）外，广西省工委从省内其他地区抽调了一批党员到桂林（广西地方建设干部学校、广西三青团组织、广西新生活运动促进会妇女工作委员会）工作，分别建立了支部或小组；还接受了原属外省地方党组织的迁桂工厂党组织。这些党组织均由省工委直接管辖。因而在本省党的组织系统中又增加了省工委直属的基层党组织。这时，在桂林的中共组织和党员遍布各界。在“桂办”统一领导下，按照中共中央确定的“要不断巩固和扩大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用长期合作来支持长期抗战”、“坚持在统一战线中独立自主的原则”的精神进行工作。根据各自所处的具体环境采取不同的工作方法，团结、教育、依靠群众，领导群众开展各种形式的抗日救亡活动。在这期间，周恩来、叶剑英等中共中央南方局领导人多次到桂林活动。在中国共产党的影响和中共党员的努力下，桂林呈现出一派团结抗战的气象。在文化战线上，与一些新闻、出版、文艺工作团队等单位中共组织迁移来桂林的同时，一大批脱离沦陷区的文化界知名人士和爱国民主人士1000多人云集桂林，其中全国著名的作家、艺术家、学者、专家有200多人。他们同广西、桂林原有的文化工作者汇合，形成了一支庞大的文化新军，集合在文化战线党组织的周围，在党的抗日民族统一战线政策的指引下，为抗战到底、夺取最后胜利而斗争。

1939年7月初，为适应斗争形势需要，根据南方局的指示，广西省工委撤销，另设桂林、梧州、南宁3个特支，分片管辖广西地方党组织。桂林特支设在桂林，管辖桂林、柳州、平乐(一部分）、庆远（宜山）地区的党组织。桂林市工委同时撤销，所属基层党组织由桂林特支直接领导。1940年1月，桂林设为市。这年上半年，桂林特支所辖在桂林市的党组织有9个支部，党员120余名。

皖南事变后，广西当局转向公开反共。桂林八办（“桂办”）及在桂林的一部分省外党组织被迫撤离。1941年秋，中共中央南方局在桂林秘密设立南方局桂林统战工作委员会，继续领导留桂省外党组织和抗日文化运动，继续做好广西上层人士的统战工作，同广西地方党组织不发生横向关系。处于逆境中的桂林市委，在刚恢复建立的广西省工委领导下，充实、健全领导机构，贯彻“隐蔽精干，长期埋伏，积蓄力量，以待时机”的党在白区工作的方针，在加强组织巩固工作注意防敌破坏的同时，积极谨慎地发展新党员。至1942年上半年，市委所属组织有10多个支部和直属党小组，共计党员140多名。

1942年7月9日，国民党顽固派在桂林制造了大肆逮捕共产党人的“七·九”事件。中共广西省工委、桂林市委及部分基层党组织遭破坏。省工委副书记苏蔓，省工委妇女部长、原桂林市委书记罗文坤（女）,中共南方工作委员会驻广西特别交通员张海萍（女）被捕后牺牲。省工委书记钱兴在房东掩护下脱险后，采取紧急措施，撤退所属在桂林的组织，省工委机关迁到农村。此后至抗战胜利前，桂林没有恢复市级党领导机构。转移和隐蔽保存的党组织，大部分处于独立作战状态，一部分与省工委保持联系。1944年夏，在日本侵略军发动的湘桂战役中，敌陷衡阳，并沿湘桂线进犯广西，桂林危急。9月，国民党第四战区当局下紧急令强迫疏散。至此，桂林结束了其大后方的历史，所有在桂林的中共组织均撤退、转移。同年11月，阳朔、临桂、桂林相继沦陷。

在8月间，省工委作出“八月决定”，要求各地党组织迅速发动群众，组织抗日游击武装，保卫家乡。这时，转移到阳朔兴坪的3名党员，根据“决定”精神，在兴坪组建了“兴坪抗日宣传队”，9月又扩大为“兴坪战时服务队”，在兴坪一带活动。1945年2月，中共桂东北区特派员黄嘉、副特派员肖雷，根据省工委的指示率领一批党员到阳朔，以“兴坪战时服务队”和“平北游击队”为基础，组建了“桂东北人民抗日游击纵队临阳联队”，在阳朔、临桂、平乐、荔浦、恭城、灵川等县边开展敌后抗日游击活动。临阳联队在阳朔活动期间，在联队中建立并发展了党的组织，有5个党支部，党员24名。同年7月，日军溃败退出桂东北地区，国民党军队对临阳联队“围剿”。省工委指示临阳联队化整为零，党员也随即转移分散，各支部撤销。

抗战胜利后，国民党统治集团坚持反共反人民，推行独裁内战的方针。为了夺取新民主主义革命在全国的胜利，恢复党在广西城市的工作，领导人民群众开展争取和平民主，反对内战独裁的斗争，桂林重建了党的组织。1945年11月间，在桂林同时建立了两个组织：一个是属中共广西省工委领导的中共桂林市工委；一个是由中共粤桂边特委魏南金领导的中共桂林市支部。两个组织平行活动，互不发生关系。各自按照上级的布置，建立据点，开展群众工作和上层统战工作；同时利用合法形式，从参加、领导群众争生存的经济斗争入手，引导群众开展反蒋反美的政治斗争。在斗争中联系、培养了一批革命进步分子，打下了群众基础，巩固和初步发展了党的组织。至1946年夏，桂林市工委下辖的灵川特支及单线联系的党员总数由原来17名增至25名；桂林市支部所属党员由原来4名增到16名。

1946年6月全面内战爆发以后，桂林党组织在险恶的情势下，坚持地下斗争。同年8月，魏南金撤退回广东，中共广东区委任命陈枫、李福海为桂柳区正、副特派员，接管桂柳地区广东系统的党组织。桂林市支部属桂柳区特派员领导。9月，根据陈枫的指示，桂林市支部改为特派员制，设桂林市正、副特派员，对所属党员（后来发展到23名）实行单线领导分线活动。1947年2月，桂林市特派员吴师光调离桂林，所属各条线的党员由桂柳区副特派员李福海直接管辖。在这段时间，桂林的广西系统党组织也有所调整。1948年秋，根据钱兴的布置，在桂林师范学院的7名党员（学生）组成桂林师范学院中共特支，直属广西省工委领导（其中大部分原为桂林市工委所属单线党员，后来随师范学院迁移转到南宁）。12月，按照钱兴的指示，全（州）灌（阳）特支归属桂林市工委领导。

1947年4月，广西省工委在横县召开各地党组织主要干部会议，部署积极准备武装起义，广泛发动游击战争。6月下旬，中共桂北特派员肖雷和中共桂林市工委代书记阳雄飞等负责人在灵川县甘棠乡吴家村开会，制定了桂北武装起义计划，并成立了武装起义领导小组，中共桂北区特派员肖雷任组长。会后，桂林市工委及灵川、全灌两个特支在起义领导小组的统一指挥下，按计划全力进行筹备工作。后于7月23、24日相继在灵川和全县、灌阳发动了武装暴动。

同年7月，根据中共中央香港分局的决定，桂柳地区分属广西、广东两系统的党组织进行合并，撤销桂柳区正、副特派员（6月间已撤销了广西省工委）成立了中共桂柳区工作委员会，桂林的党组织都归属桂柳区工委领导。7月8日至9日，桂柳区工委在桂林举行会议，讨论当前形势和今后任务及研究有关两个系统的组织合并问题。会议结论要点，形成了《七月决议》。这时桂林发生国民党桂系当局镇压民主运动，大规模搜捕中共党员和革命进步分子的“七月事件”。广东系统在桂林市活动的绝大多数党员（包括副特派员）撤离桂林，桂林市工委所属党员大部分已去农村，党在桂林城市的力量显著减弱。为此，桂柳区工委于8月从八步调陈光（陈扬）到桂林任特派员，负责整理桂林市党的组织，重新建立工作基础。同月，全县、灌阳两起义队伍受到挫折，起义队伍骨干撤离全灌地区。肖雷转移到桂林，在桂林与桂柳区工委组织委员李福海接上关系并会见陈光。按照李福海的安排，肖雷介绍了全灌起义情况后，将所掌握来自桂东参加全灌起义的党员组织关系移交给陈光。经肖雷联系，阳雄飞由灵川潜赴桂林，也与李福海接上关系。在李福海的安排下，阳雄飞将原市工委的工作和所属党员关系交给陈光之后，留灵川专门负责武装斗争。9月，中共桂北游击队支部成立，李福海指示支部往后同陈光（代号“黄梅”）发生关系。同时，为适应桂林城市斗争的需要，指派黄绍亮协助陈光；接着于10月初旬成立中共桂林临时工作委员会，增派高天梅（女）到临工委机关做掩护工作。中旬，桂柳区工委在桂林召开工作会议，作出《新形势与新任务》的决议（后称为《十月决议》）。市临工委贯彻《七月决议》和《十月决议》精神，深入下层，扎实工作，认真做好对干部党员的审查，严密组织，重新建立起一批工作据点。通过建立党的外围组织——爱国民主青年会（简称爱青会）以及组织秘密学习小组等其他群众组织，联系、培养了一大批进步青年，在巩固的基础上发展了党的组织，党员人数不断增加，并向附近县延伸。至1948年底，全市党员由1947年10月的15名发展到约60名。在市内的党员都实行单线联系；在义宁县（今分属临桂，龙胜县）建立有党小组，在龙胜县和临桂两江桂林师范学校分别成立党支部。

1948年12月，中共中央香港分局为加强对广西城市斗争和农村武装斗争的领导，决定分别成立中共广西省城市工作委员会和中共广西省农村工作委员会，撤销桂柳区工委。桂林市临工委归属广西省城工委领导，桂北地区党组织和武装斗争归属广西省农委管辖。1949年1月，中共广西省城市工作干部会议在桂林举行。会后，市临工委改为中共桂林市城市工作委员会。市城工委积极贯彻省城工干部会议精神，一面放手发动群众，抓住时机组织罢工、罢课、罢教等斗争，发展城市人民运动；一面大力开展城市调查、护厂护校、统战策反、建立发展各阶层群众组织、对敌发动宣传攻势等迎接解放的工作。为加强对运动的领导和保证各项任务按预期完成，市城工委及时调集基层党员骨干进行培训和举办党员学习班；对骨干力量认真实行“三线配备”；始终抓紧组织发展工作，通过扩展爱青会组织培养、考察党的积极分子，不断吸收经过考验、符合条件的会员入党。此外，7月起，根据《中国新民主主义青年团章程》规定的条件发展团员，开始了建团工作。1949年4月至11月，全市新增党员约120名（包括少量调入的）、发展团员35名。累计有党员178名。在人民解放军胜利渡江后，为加速扩大游击区，先期解放农村，减少城市外围军事阻力，配合和支援解放军攻占中心城市，市城工委根据上级指示的精神，陆续输送了一批党员和进步青年加入桂北、柳北等地游击队；同时还直接派出一批党员在桂北游击队尚未到达的桂林周边县区，发动群众开展武装斗争。先后输送和派出的党员共70多名。派出的党员5月至7月先后建立了中共两江支部、中共都庞岭支部、中共阳朔（白沙）支部（建立不久即遭破坏）,领导了当地的武装斗争。1949年，桂林的城市地下斗争同桂东北大片地区的农村武装斗争，互相配合，内外呼应，在国民党桂系的后院，燃起了熊熊烈火，为中国人民解放军解放桂林，接管广西省会准备了有利条件。

作者：秦志宏

转自：《中共广西地方历史专题研究》（桂林市卷），广西人民出版社，2001年